中国历史学家。原名兆麟，又名玉枢，自号外庐。山西省平遥县人。1903年2月6日（清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九）

生于平遥县西王智村，1987年9月14日病逝于北京。出身于书香人家，自幼习四书五经。

1922年到北京求学，分别考入北京法政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兼攻法律和历史。1927年赴法留学，入巴黎大学。1930年，侯外庐经莫斯科回国。初在哈尔滨法政大学任教授，讲授经济思想史等课程。“九·一八”事变后，辗转回到关内，在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任教授。抗日战争期间他在重庆一面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一面从事学术研究，相继出版了《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后改名《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和《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等重要著作，在中国古史和思想史研究领域内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西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等职。“文化大革命”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

侯外庐坚持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对上下几千年的社会史和思想史做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著作宏富，自成体系，开创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学派，其主要特点是：①注重对历史做整体的、动态的研究。②依据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古代社会的发展路径。指出“亚细亚的古代”不同于以希腊为代表的“古典的古代”的原因在于后者是国家取代家族的革命，而前者则是国家混合在家族中（即“社稷”的维新）。而氏族制的遗留，规定了国民思想的晚出以及偏重于伦理道德的贤人作风；旧传统遂又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巨大惰力。③皇权垄断的土地所有制（即土地国有制）是秦汉以来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以及定于一尊的封建思想的社会根源。④与土地权力相联系，皇族地主占据了封建社会整个阶梯的顶端。豪族地主既有支持皇权的一面，又有对抗皇权的一面。庶族地主则更多地拥护皇权。豪族地主与庶族地主彼此势力之消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封建社会不同时期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发展的特点，也是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⑤对思想史的研究，注重批判维护封建主义的正宗思想，更注重发掘不为人所重视的“异端”思想和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传统。⑥强调以法典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志。如从奴隶制社会进入封建制社会是以秦汉之际一系列法律形式为标志；唐代的两税法是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标志，明代的“一条鞭法”则是封建社会进入晚期的标志。

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封建社会史论》、《苏联历史学界诸论争解答》、《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下卷）、《中国思想通史》（与杜国庠、赵纪彬、邱汉生等合著，五卷）、《中国思想史纲》（上下册）、《宋明理学史》（上、下卷）、《韧的追求》（回忆录）等。

侯外庐长期担任中国史学会理事。晚年，担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名誉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主任等。他还曾当选为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

以画舒怀

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庚子赔款”，是本世纪中国人蒙受灾难屈辱的第一页。侯德封自幼耳闻目睹了政府腐败、外敌人侵的种种情景，立志读书报国。父亲侯耿灿是前清秀才，同当时的维新派进士齐令宸至好，主张兴洋学，办工厂，实业救国。受父亲爱国思想影响，兄长侯德钩学采矿，侯德封努力读书，一心想当工程师。1919年，侯德封考入北京大学，学的是地质，希望通过发展矿业使国家富强起来，以雪甲午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所受之耻。在北大读书期间，军阀混战，侯德封一边读书，一边投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毕业后，他辗转于矿业和地水库坝址问题，由此萌发了他对三峡工程的向往。在那个时期，地质矿产成果得不到当局重视，开发矿产、工业的抱负不可能得到施展。

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侯德封作为一个在中国大地上土生土长的地质学家，积极投身反对卖国求荣、反对放弃华北大好河山的抗日救亡斗争，深切感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并积极参加1949年抵制撤离大陆的护所斗争。

从1919年到1949年的30年中，侯德封亲身经历了在艰苦条件下中国地质事业从无到有和中国地质工作者报国无门的过程。为此，他曾以黑暗中站着一只绵羊作画，表达出对时局的不满和内心的苦闷。新中国成立后，地质事业从弱到强，侯德封的渊博知识和科研积累有了用武之地。他挥笔画了幅蓝天白云下金色麦浪前的母羊奶羔图，抒发对新生活的由衷热爱和献身科学的满腔热情。

后半生的“三件事”

1951年，51岁的侯德封出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又兼任地球化学研究所所长。侯德封感到青春好像刚刚开始，奋力为中国的地质事业辛勤开拓，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后半生“做好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组织全所科技人员全力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50年代初，湖南湘潭锰矿资源告罄，侯德封组队前住调查，发现濒临闭竭的只是地表的氧化锰矿，深部还会有原生的碳酸锰矿。钻探结果证实了他的预见，及时解决了国家钢铁工业的断锰危机。当时国家急需石油，而外国人说中国的陆相地层不利于生油。侯德封和李四光等科学家一起在调查后认为，不仅我国西北部中新生代巨厚的陆相沉积盆地有油田，西南部和东北部中新生代凹陷也很有生油前景。这种认识成为后来把我国石油勘探基地从西部东移的战略决策的依据之一，导致大庆油田和东部其他油田的发现。

第二件事是在广泛深入实际的基础上把科学研究往高处提。侯德封除组织地质基础科学研究外，还及早部署了地球化学研究，带领科研人员开创了一系列边缘和新兴学科专业研究，其中陆相生油理论和同位素测年技术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侯德封通过研究于60年代初提出核子地球化学概念，被70年代非洲加蓬0KLO铀矿中发现的20亿年前的天然核反应堆区所证实。

第三件事是大力培养年轻人才。创建中国科技大学时，侯德封非常积极，出任建校筹委会委员，担任地球化学系主任，并亲自登台授课。根据学科发展和实际需要，侯德封主张宁可压缩学生的地质基础课程，这可以在以后工作实际中补课，但一定要打好数理化的坚实基础，一定要练好新兴实验技术的基本功。他放手给年轻教师压担子，倡导组建和发展新的学科专业，教育学生树立远大志向，不断在实践中锻炼成长。为招收德才兼备的优秀学生，他亲自撰拟系科专业介绍和招生说明。他常对学生说：“地学既是一门自然科学，又是一门实验性很强的科学，任何心存侥幸都是徒劳的。”他要求学生努力做到“厚实、善思、耐劳、标新、敢为、谦虚”。而这些优秀品质正是侯德封一生为人、治学的真实写照。

侯德封晚年曾说：“虽然十年动乱期间对这三件事有不少冲击，但我坚持认为，只有把这三件事做好了，我们的地质事业才能兴旺发达。”

    侯保荣经常出海作业，工作在环境恶劣的海上，条件非常艰苦，在台风、大浪时甚至有生命危险。但他为了获得宝贵的第一手科学数据，总是不怕危险、不辞辛劳的在现场实际环境下展开研究。70年代侯保荣参与了我国第一座海上采油平台—渤海石油平台，第一个大型钢桩码头—上海陈山码头的防腐工作，日以继夜地观察、记录实验结果，虽然天气寒冷，条件恶劣，但他为祖国努力工作，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心却是火热的。

    从参加工作起，侯保荣热爱党、热爱祖国，矢志不谕地为我国宏伟的科教兴国战略添砖加瓦，贡献自己的力量。1985年至1988年侯保荣被派往日本留学，他勤奋努力钻研的精神和出色的学术水平给日方留下深刻印象，日方以优厚的待遇一再挽留他长期留日工作，但学业有成的侯保荣内心强烈向往着祖国，他明白祖国的防腐事业更需要自己。留学期限一满，侯保荣便回到祖国的怀抱，更加努力地开展防腐研究工作。

    侯保荣辛勤的努力得到了回报。1981年，他首创并完全独立完成的“电连接模拟海洋环境腐蚀实验方法”获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二等奖，这一方法的提出使我国海洋防腐工作在研究方法和思路上获得了重大突破，提高了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水平。以后他又先后获得一项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一项三等奖。1993年，侯保荣获得了东京工业大学工学博士学位，这在日本理工科第一学府是非常难得的，他也是中科院海洋所仅有的几位50岁以上具有国外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多年来他共发表研究论文50余篇。1997年，侯保荣三十年科研工作结晶——《海洋腐蚀与防护》专著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海洋防腐研究的著作。他的第二部专著也已完成初稿，预计于1998年5月出版，二本专著合计约90万字。

    侯保荣过去三十年的工作得到党和群众的肯定，获得了许多荣誉称号，但他并没有满足于这些，而是准备继续努力进取，攀登新的科学高峰。“九·五”期间，侯保荣承担的研究项目合同金额达350万余元，这些项目的顺利完成将无论在腐蚀与防腐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还是为延长钢铁设施的使用寿命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方面都将产生极大的影响。

    侯保荣热爱祖国，吃苦耐劳，甘心奉献，不计索取，三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工作，表现了一名优秀中华儿女的良好品德。

    侯保荣1967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现任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东京工业大学工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任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副所长，山东省暨青岛市腐蚀与防护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日本腐蚀与防护协会会员，青岛产学研协会副会长等职。

　　陈嘉庚科学奖的前身是陈嘉庚奖，设立于1988年，每两年评选一次，奖金为30万元人民币，主要奖励取得杰出科技成果的我国优秀科学家。目前共设：数理科学奖、化学科学奖、生命科学奖、地球科学奖、信息技术科学奖、技术科学奖等6个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