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家 慕彦夫

我大哥慕湘，二哥慕柯夫，生前就建议我能写写家史。因为他们早年都参加革命离开了家，对走后的家里情况不够了解。从何写起呢？我迟迟没有动笔。最近老家政协蔡玉臻主任向我约稿，并十分肯切地要我不拘形式地写一篇。盛情难却，只有从命。幸好我二姐慕列尔写了一篇《我的家》，我在此基础上进行重写，又有大姐王少木和三姐慕荣提供的材料，再根据我们兄妹七人回忆母亲时的录音，整理成现在这篇拙文。

1998/12/15 记

 

一 从爷爷说起

我们慕氏家族的辈份排列为“天万文升显，丰宏礼义昌；诗书传代远，忠厚继世长”。祖父以前的情况已无可考矣，只能从爷爷说起。

我爷爷是文字辈，却与文无缘；大名叫慕文瀚，而一个大字不识。他从小就失去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孤身一人流浪在烟台。白天给人家做苦力，夜宿毓璜顶的庙台上，饥寒交迫，日复一日。一年清明，他看到家家户户都在上祖坟，不觉热泪潜下。心想，父母坟上荒草一堆，有谁会去给烧香烧纸？我这不是成了断了烟火的绝户头了吗？于是决心一横，回老家！这年他还不到20岁。

回到蓬莱，在南关一个小铺里当伙计，苦干几年，化了8吊5百钱典了半间破草房，几年后又娶了奶奶。奶奶姓李，水城人，长得很矮小，幼年生过天花，脸上留有几点疤痕。奶奶共生了11个孩子，成活率却很低。光绪年间白喉大流行，20天之内死了4个，最后只剩下两头，所以我父亲比伯父少20多岁。

伯父名叫慕恒升字恒希，生有1男3女。在东街开了一爿百货绸布店，起了个字号叫文成兴。字号很大门面很小，一个伙计加上堂哥慕显宗字振海（乳名学勤子）3个人经营。

伯父很守旧也很吝啬，但嗜酒如命。他喝酒从来不自己掏钱，都是喝别人的请客酒。有一次去蓬莱阁赴宴，不小心把人家的酒盅都吞到喉咙里了，幸好抡救及时，才免得一死。由于思想守旧，生意越做越死。人家同样也是卖这样的货，可人家店铺装修的很漂亮，玻璃门玻璃房，新柜台新货架，都是时兴的，生意兴隆。而伯父的文成兴，破柜台，破货架，黑咕隆咚没人进去，生意清淡。

爷爷没有固定的职业，经常背着一杆大枰，在花河草市当草经纪，也就是给进城卖柴草的人过枰，赚点喝酒的钱。爷爷经常喝得醉醺醺地骂人，而挨骂最多的是伯母。伯母是水城大户人家的千金，长得很胖，不善家务，自然成了爷爷的出气筒。

我父亲名叫慕荣升字华庭。生于1895年阴历正月25日，读了几天私塾，便在东街裕生泰绸布店当店员。1914年娶了母亲，全家主要生活来源是靠伯父的收入，后来母亲生了孩子，人口一多，便导致了家庭在经济上的矛盾。

1928年春节前夕，伯父的店铺忙了，便叫12岁的大哥慕显松（乳名长松、后更名慕湘）去帮忙站柜台。每天店铺打烊，都是跟着堂哥回家。有一天母亲等了一夜也不见大哥的影子，急得母亲坐立不安一夜未眠，直等到第二天早晨大哥回家。母亲一问，原来他们路过太平街时，有人拉着堂哥推牌九。堂哥按奈不住赌瘾，便带着大哥走进一家小铺，堂哥赌了一宿，大哥在炕头上睡了一夜。从来不会说谎的大哥，便一五一十的都说了，气得母亲到前屋去找堂哥。母亲说：“松子还是个孩子，他这么大点你就领他去赌钱，你还像个人吗？你也是个有家室的人了，你这样做对得起谁？”说着说着便吵了起来，从此矛盾加深，引发了1929年分家。

在旧社会，分家都要请舅爷爷来当公证人。这天从栾家疃请来了舅爷爷。舅爷爷是个老实八交的老农民，不认字也不识数年岁又大，他只把家中的锅碗瓢盆，坛坛罐罐一分为二，并规定爷爷奶奶在两家轮流吃饭，初一在伯父家，十五在我们家，每家半个月。

刚放学回家的大哥一听不对，刚要开口被母亲扯住了：“小孩子不要多嘴。”

大哥说：“这么个简单的账都不会算，咱们家应该从十六日开始才对呀。”

母亲说：“不是不会算，老人家在咱们家多吃几顿饭算了什么？”

不久伯父全家搬到了西集上，后又搬到周武庙下，爷爷奶奶便跟着我们仍住在南天门。每逢初一，都是伯母拐着个篓子提着个罐子来送饭。剩下的饭菜一点也不留地再带回家去，果然送到十四日晚上就不送了。爷爷奶奶对此很不满，为了减轻我们家的负担，干脆搬到伯父家中去了，不久爷爷便病故。

 

二 母 亲

母亲生于1894年农历10月29日。姥爷（外祖父）姓姜，曾在营口卖过烧饼，姥娘（外祖母）姓傅，也是出身穷苦人家。母亲生前常说，她是甲午战争那年生的。生下不到一百天，姥娘就抱着她到乡下跑反。母亲有姐弟四人，她排行老二。因老大早逝，家里的杂活全落在她身上，还要照顾弟弟妹妹。在她八、九岁那年，佬娘不知什么原因精神失常了，经常一个人跑到城墙上，踏着城墙垛口跑，母亲被吓的哭着在后面追。姥娘本是缠过足的小脚，跑的很快也掉不下来。经过多方医治无效，后来有人说是被 “三姑佬娘”（狐仙）迷住了，便请人做了一个佛龛，烧上香，点上烛，摆了许多供品。说来也怪，姥娘的病竟然好了。姥爷是个历来不信鬼神的人，一气之下把个佛龛砸得希巴烂。这一来可不得了，姥娘的病犯得比以前还重，而且弄得全家都不得安宁。无奈，姥爷只好又请人再做了一个供奉着。

姥娘的病好之后经常“上仙”，还会给人家看病。我小时候就见过姥娘‘上仙’给人看病的情景。她盘着腿坐在炕上，面前烧上一柱香，两眼微闭，稍停片刻便打哈气，搓着双手把脸一抹，口中念念有词，声音也变了，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话。而后叫人用笔记下她说的药方，无非是些薄荷、冰片、生姜、红花、甘草之类。经她看的病人，竟很快就好了。因此名声大振，请她看病的人也多起来。她虽然给人看病，但医德很高，从来不收受人家的礼品和钱财。

母亲没有大名，乳名叫铜子。土改时才起了个名字叫姜汝惠。母亲长得很秀气，高高的鼻粱，大大的眼睛，说活和气，满脸带笑。母亲不识字，从前不知道我们的国家叫中国，更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常听大哥讲起日本兵在东北的暴行，这才知道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的国家叫中国。在旧社会里，女子无才便是德，因此母亲从来不出大门，到了40多岁生了我后，大哥才领她到了一趟蓬莱阁。母亲是位聪明能干的人，不论是烹饪缝纫，还是料理家务，心灵手巧，样样精通。她21岁嫁到慕家，上有公婆，又有兄嫂及侄男侄女，一大家子十几口人，几乎所有的家务都由母亲承担，由此也博得爷爷奶奶的欢心。所以亲戚邻居都夸母亲贤慧、朴实、善良、厚道。孝敬公婆，友善妯娌，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母亲也是个多子女的母亲，那时不懂计划生育，共生了4男4女，当生下我时，母亲说不能再生了。因此我被取名叫兰禄（谐音拦路），我把母亲生育之路拦住了，因此我只有哥哥姐姐，没有弟弟妹妹。母亲生的第二个男孩叫长绪，在3岁时夭折，剩下7个孩子都精心抚养。每个孩子从头到脚都收拾得整整齐齐，从里到外干干净净。大哥上学时，有钱人家的孩子都穿“洋制服”，母亲就向同学借来照样缝制一套，大哥穿在身上很像样。大姐慕显凤（乳名霞，参加革命后更名王少木）二姐慕显秀（乳名娟，参加革命后更名慕列尔）上学时，女学生都时兴穿黑短裙，月白色的上衣，母亲也照样一人做了一套，穿起来也很神气。

父亲是个爱面子虚荣心很强的人，这时已熬上了裕生泰的三掌柜，手里有了几个钱，便想自己盖房子。由于钱不够，便向一个姓张的同事和姨父借，在西门里买了一块地，盖起了三间四进大瓦房。父亲感到很体面，也很自豪。母亲也觉得全家和和睦睦，子女都很听话，又有了自己的房子和自己的家，再也不愁东搬西搬的了，母亲对未来的日子充满了希望。

 

三 大哥出走

大哥慕显松，生于1916年6月17日。参加革命后改名为慕湘，这大概是因为他仰慕湖南出了很多革命家的缘故吧。

大哥性格文静、腼腆、聪明、英俊，从小就寡言少语，也不惹事生非，很讨大人的喜欢。尤其是爷爷奶奶，简直视为掌上明珠。大哥是个好学上进的人，从读小学开始，学业总是名列前茅，备受老师的夸奖。父亲为了支持他的学习，特为他买了一盏很漂亮的小煤油灯，因此他每天都要在这盏小油灯下学习到深夜，很少在12点以前睡过觉。他除了完成每天学业外，主要读些文学作品和进步杂志。有胡适的、鲁迅的，茅盾的，冰心的，也有高尔基和托尔斯泰的。他受到这些进步作品的影响和熏淘，反对迷信，反对虚伪世俗，不烧香拜佛，不参加婚丧礼宴。1930年以高分考取莱阳乡师。“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投入救亡活动，常在街头募捐，下乡宣传。在1932年秋天由海阳同学黄日宾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年我刚出生，他才16岁。

后来听大哥说，莱阳乡师是当年胶东党最活跃的地方。也正因为如此，被学校开除的党员很多，最后只剩下十多名党员，莱阳中心县委便指定由他负责，继续领导救亡活动。1933年暑假前，因他去同地下党的负责人接头，被校方发现，当众宣布：“慕显松是共产党。”他闻知后，连夜隐藏在栖霞栾家沟刘学美同学家中，风声平静后才回到蓬莱。

大哥回家不久，便接到学校的开除通知：“二班二级慕显松，品行不端，斥令退学”。

父亲看到这张被开除的通知书，非常生气地问：“你这个孩子是怎么了？是偷了人家的东西？还是做了什么坏事？”大哥不能实说，谎称有个同学欺侮他，他同人家打了架。母亲深信大哥不会做坏事，便安慰道：“欺侮人的学校咱就不上了，你这么小的年纪在外面，俺也不放心呀。”

不久，大哥接到国文老师孙君野的来信。信中希望他能到济南正谊中学读书，一切费用他可资助。这位老师对他的才华很器重，也因思想进步被莱阳乡师开除，现在在济南正谊中学桓台分部任主任。大哥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父亲，父亲也很希望大哥能继续读书深造，便卖掉了一个金戒子，凑了80块现大洋给大哥去了济南。

大哥在正谊中学只读了几个月，因身份暴露又被开除。这时胶东特委委员、蓬莱党的负责人李厚生，也因身份暴露被学校解雇。他便写信要大哥立即回蓬莱接替他的工作。

大哥回到蓬莱，联络了一批爱好文学的进步青年，其中有孙启昶、王景熙、李隆兴（李慕，曾任青岛市市长）、张懋尝（张鉴明）、王鉴（王作泉，曾任上海市人大付主任）、邹瀛等成立了“尘烟文艺社”，在他过去的老师韩成一主办的《蓬莱日报》副刊上设《尘烟周刊》，专门发表进步小说、诗歌、散文等，团结了一大批爱国青年，并发展了孙启昶入党。不到一年，便被国民党县党部警告停办，而后去刘家沟小学任教。

刘家沟小学校长周硕舫也是城里人，同国民党县党部的头子王天乙及东乡保卫团团总蔡禾生过从甚密，经常一起饮宴。他知道大哥是被莱阳乡师和正谊中学两次被开除的共产党，便经常在大哥面前攻击共产党。有一次大哥同他吵了起来后，便把学生召集起来，大唱在莱阳乡师学的歌曲“杀（三）民主义，你党所宗，一斤煤油，一斤大葱-----”搞得周硕舫狼狈不堪。

这时大皂许家小学校长孙自平到处寻找共产党，他听说大哥是共产党，便妥孙启昶邀请大哥来帮助他教书。1935年8月，大哥发展了孙自平入党。

父亲对大哥的情况并不了解，他对大哥回来后能到乡下教学感到高兴。但有两点使他困惑不解，一是大哥教学挣的钱，从来不拿回家，有时还要从家里拿些钱出去。这个从小就不乱化钱的儿子怎么了？二是经常有些外地人来找他，有刘坦、于彩臣、刘学美（均是地下党）而且都是在东乡扛活的长工。他怎么同这些人混在一起？父亲历来把大儿子看成是自已的希望，他相信自己的儿子，也很尊重自己的儿子，心里虽有疑惑但不便多问，心想，只要儿子能安分守已在自己跟前，也就心满意足了。

1935年11月4日，胶东发生了武装暴动，后称“一一，四”暴动。这是一次在“左倾路线”领导下根本不可能成功的暴动。暴动失败后，胶东党组织遭到极大的破坏。韩复榘的反动军队大批开到胶东，展书堂师和张扒皮旅驻扎在胶东各县。开始大规模清乡，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党的负责人李厚生被捕，大哥与上级也失去了联系。一天，孙启昶找到大哥，急乎乎地说：“你快走，现在县党部正准备抓你，你一刻也不能留，快走！”

大哥听后，便到湾子口找到孙自平，向他说明了情况并交待了工作。孙自平也觉得情况危急，必须赶快离开蓬莱，便凑了20块大洋给了大哥。大哥把一辆自行车交给他，临走前还留下一张纸条让他转给二哥慕显德（乳名周，参加革命后更名慕柯夫）告诉二哥他已走了，千万不要告诉父母亲。

这时社会上流传着许多捕杀共产党的传闻。有一天，大哥的一个同学来对母亲说：“慕显松是共产党，现在正到处抓他哩！”

母亲听后虽然感到吃惊，仍故作镇静地说：“我儿子怎么会成了共产党？这话可不能瞎说，说出去要杀头的呀！”

这个同学走后，全家便紧张了起来。果然大哥查无下落。父亲到处打听，但又不敢声张。焦虑、害怕、担心，他们盼望着大哥快点回家，又怕大哥突然回来被抓，心情十分矛盾。

大哥是父亲最宠爱的儿子。他有时想，既然儿子是共产党，这共产党能是坏人吗？既然是好人，那当局为什么要抓他？但不管是不是，这毕竟是生死悠关的大事情。做父母的怎能忍受这种折磨呀！不到半年，父亲的牙齿几乎全部掉光，这年父亲才41岁。

父亲想儿心切，四处打听不着，真是揪心撕肺，心急如焚。后听大哥的同学李隆兴家里人说，有人曾看到大哥在天津。一天夜里，房梁上挂的鸟笼子掉了下来，从来不迷信的父亲觉得是不祥之兆，他真怕大哥出事，第二天便急匆匆地赶到天津找大哥。

到了天津，通过在天津当店员的李隆兴果然找到了大哥。大哥没有职业，也没有固定的住处，全靠写字卖文和受李隆兴的接济来维持生活。父亲看到大哥脚上快要掉底的皮鞋，真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把身上所带的钱都给了大哥，并悄悄地问大哥：“你是共产党吗？”

大哥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中华民族的解放，也只能依靠共产党了。”

大哥同父亲讲了许多革命道理，父亲虽然有些似懂非懂，但觉得大哥讲的头头是道。他深信他大儿子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决不像谣传的那样，共产党是“共产共妻，杀人放火，青面獠牙的毒蛇猛兽。”

这次匆匆会面之后，再也不知大哥的去向，这竟成了父亲和大哥的最后诀别，从此也在父亲的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四 父亲失业

1936年，日寇侵略中国的风声越来越紧，人心惶惶，百业凋敝。父亲所在的裕生泰倒闭了，父亲便失业在家，由此也断绝了经济来源，生活陷入了极度困难。当时二哥慕显德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乡下以教学的名义来搞救亡活动。父亲不得不把刚盖好的房子租出去还债，全家人挤在两间小屋里，有时几乎揭不开锅。这时大姐慕显凤不得不辍学给人家织花边、打毛衣来赚几个钱，多少补贴家用。我和四姐经常饿得直叫，大姐实在看不下去，便把赚来的钱买个伙烧或包子塞给我和四姐。母亲是个刚强的人，她不能眼看着全家饿死，便收拾一些细软去当。母亲从来不愿抛头露面，何况那时进当铺是件非常丢人的事，只好叫11岁的二姐拿到当铺去当。还没人柜台高的二姐，几乎把全城的当铺都跑遍了。当回来的钱，便在天门北头一个玉米加工店，买上3斤5斤玉米面回来，再去城外挖些野菜做成糊糊，这便是全家的口粮。

有一次，母亲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当的，便拿出结婚陪嫁的被子叫二姐去当。母亲还怕赎不回来，不到三个月又收拾一些东西去续当。三个月又到了，母亲再也没有东西当了，被子便死在当铺里。二姐深知母亲的心，每天都到当铺门外去看。第三天，她看到母亲的被子被拍卖了，便哭着回家告诉母亲说：“妈妈，被子没有了，被子叫人家买去了！”母亲听了也心酸落泪。多少年后，二姐仍记着这件事，总觉对不住母亲，解放后，她第一件事就是给母亲买了一条被子，而且每年都要进京去看望母亲，所以母亲生前常说，她的二女儿是最孝的一个。

父亲是城里人，吃不了苦，更丢不下脸面，为了生活也常和母亲吵嘴。这时，韩复榘在紫荆山上挖战壕，母亲便做了些玉米面饼子领着我同二姐去买。母亲是缠过足的，走又走不快。二姐又矮又小，还要拐着个篓子。我便跟在她们后面跑。好容易到了紫荆山上，可那里知道，挖战壕的都是些被有钱人雇来的穷苦人，那里有钱来买？我便学着别人的叫卖：“卖饼子，谁不买谁停着-----”。卖了一天，也卖不了几个，还是维持不了家中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也只好丢下脸面，开始在鼓楼下摆了个小滩，卖些家中的坛坛罐罐，后来又做些雪花膏、生发油以及针头线脑之类的东西，同二姐到乡下去卖。

二哥是个心底善良、忠厚、诚实的人。这年他只有16岁，却非常体贴家中的困难。他省吃俭用，把教学挣的100多元大洋，如数交给了母亲。

母亲手拿这许多钱，高兴地含着泪说：“孩子，你不买点什么吗？”

二哥说：“妈妈，不用了。”

这一百多元虽然救了急，但救不了贫。1938年的春节前，二哥接到通知要出发到乡下参加三军二路起义，同他的同事吴善昌（县委组织部长）来家告别，父母知道很危险，但并没有阻拦。吴善昌看到家中过年的东西一样也没有，便回家把他家的年货，鱼呀，肉呀，面呀，菜呀，全都拿了来。母亲感动地流着泪，做了些油饼给二哥，让他们带在路上吃。不久，起义的队伍打开了蓬莱城，父母可高兴了，大姐在二哥的同学李雨枝和蒋宇全介绍下，参加了县妇救会的宣传队。大姐性格内向，是个文静、稳重、要强、自尊、自爱、也很清高的女孩子。但在大哥二哥的影响下，民族觉悟和救亡热情很高。她不顾别人嗤笑，成天去发动妇女，宣传抗战，募集寒衣，慰劳前方将士等活动。7月二哥从部队调到地方建党，并当上了县委宣传部长。9月的一天，二哥叫大姐到胶东抗日军政学校去学习，大姐真是高兴极了。父母亲虽然有些舍不得，但还是为她准备了行装，亲自送大姐去城隍庙集结。

1938年9月17日，大姐从蓬莱城出发，走了4天到达了掖县，参加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第5支队抗日军政学校，时年15岁。

二姐慕显秀看到哥哥姐姐都走了，也成天吵着要去抗日，父母因她年纪太小，没有同意。二姐是个热情、开朗、活泼、直爽的女孩子。会演会唱，嗓音又圆又亮，所以年底被胶东后方司令部少年先锋队吸收，当时只有13岁。后又调到胶东青联孩子剧团当演员，因她唱歌唱的好而闻名胶东，被群众誉为“胶东歌后”。

父母7个子女，参加革命走了4个，吃饭的人口少了，但仍没有解除家中的困境。这时社会上对我们家同情的少，指责的多。说什么不该让孩子都去当共产党啦。也有的说，男孩子去当“红胡子”大人管不住，怎么也让女孩子家去当“土匪”？更有的亲戚竟登门指着母亲骂，一口一个“穷共产党”“穷八路”“红胡子”“穷土匪”------。父母虽然受到极大的精神压力，但他们知道，孩子走的是一条正路，是一条抗日救国之路。

 

五 背井离乡

1939年春节过后，日寇步步逼近，在蓬莱抗日民主政府主动撤出之前，形势更加紧张。一天，突然有人来通知父母赶紧到乡下躲躲，并说慕显松和慕柯夫在城里影响太大，谁都知道你们家是共产党和抗日家属，日本鬼子来了是很危险的。

父母听后十分犯难，到那里去呢？慕家的亲戚本来不多，乡下根本就没有。就是有，在这种时候谁还敢收留抗日家属？幸好慕丰韵的母亲常年住在乡下娘家秦家沟。慕丰韵的母亲是我们远房的一个嫂子，生有1男1女，21岁守寡。儿子叫慕丰韵，女儿叫慕伟。这位含辛茹苦的嫂子，好不容易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不料，在三军二路起义前后，兄妹都投奔了革命。嫂子是个刚强而开通的人，心里难过，却没有阻拦，她支持儿女走抗日救国之路，因此同我们家的关系分外亲密。在这种时候，也只有到秦家沟去投靠嫂子了。

秦家沟是个小山村，离城7里路，嫂子的娘家也是个大家大口的，嫂子的三弟秦汉业（晨钟）这时也参加了革命，因此对我们家的到来，非常地客气。不仅安排住处，在生活上也给予了很多接济。当时正逢春耕时节，要往地里送肥，父亲为了报答人家的帮助，便主动去帮忙。他学着别人的样子，用锹把粪肥装在小毛驴背上的驮篓里，赶着小毛驴往山上走。他曾看到人家两手抓住驮篓下面两条腿，轻轻向上一抬，便把粪倒在地里。俗语说，看着容易做着难，父亲是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人，从来没有种过地，也没有吃过苦。他虽然学着别人的样子，紧紧抓住了驮篓腿，可是怎么也抬不上倒不出。累得满身大汗，只好原封不动地又赶着毛驴回来了。

不久日本鬼子占领了蓬莱城，家是回不去了。但长期靠人家施舍过日子总不是个事。此时，听说八路都在南面的山区里。有一天母亲说：“咱们走吧，到南山里找八路去，咱们4个孩子都参加了，他们不会不管咱。”

父亲看到当时的情况，也只有投奔八路这条路了。

嫂子听说父母亲要走，便凑了一升玉米送来，母亲把玉米磨成面做了饼子，便带着我和三姐四姐上了路。当时三姐慕显卿11岁（乳名叫荣，又名李玉琦，参加革命后更名慕荣）；四姐慕显芬9岁（乳名花，又名李玉清，参加革命后更名慕超）；我叫慕显禄7岁（又名李彦夫，抗美援朝回国后更名慕彦夫）。

蓬莱的南面是艾崮山区，父母从来没有走过这样的山路，母亲又是小脚，走又走不快，父母两人背着简单的行李，带着我们姐弟三人，真是山路岖岖路漫漫，也不知八路到底在那里。走了几天，带的饼子也吃完了，这时父亲也拉下了脸面，不得不向人家乞求一点剩汤冷饭。这样走一路要一路，晚上5个人就挤在人家的碾屋或磨房里过夜。走了约有半个多月，一天中午，在大骆家村找到了游击队。当他们知道是慕柯夫的父母来了，特别热情地端来了饭菜，我们姐弟三人饱吃了一顿，父母亲也非常地高兴。

晚上，北海特委二行署主任李慕和孙自平都来了，他们叔叔婶子叫个不停，问长问短分外热情。当父母得知二哥慕柯夫参加了山东工作汇报团去了延安时，心中有些失望。李慕便安慰道：“婶子放心吧，你们来了就不要走了，有我们吃的就饿不着你们。”

当时父亲提出要参加工作，李慕说：“好啊！”

不久，父亲便在二行署作粮秣工作，专门调查生活困难的抗日军人家属，负责进行救济。父亲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他说；“没想到我快五十岁的人了还参加革命。”从此，他留着小胡子，载着瓜皮帽，别着旱烟袋，拐着小篓子，篓里放着油瓶子，瓶塞里就藏着被救济抗属的名单。他进行调查核实之后，便写张条子，就凭他这张条子，就能领取救济粮。所以别人都亲热地叫他老慕大爷。母亲带着我和三姐四姐便跟随二行署过着供给制的游击生活。

 

六 游击队的“母亲”

1939年的春天，艾崮山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刚刚建立，斗争十分艰苦，因为经常反“扫荡”，政府流动性大，有时一夜要转移好几个地方。每当夜行军时，母亲骑着骡子，我和三姐四姐便坐进驮篓里，我常常数着天上的星星，听着夜行军的脚步声和那远方传来的鸡鸣狗吠，便不知不觉地睡着了。驮篓里装着我童年的梦幻，也流逝了我童年的时光。所以别人都说我是在驮篓里长大的。

我们经常住的村庄有上下薜家、大小门家、站马张家、花夼、村里集等。每到一地，母亲便给游击队做饭、洗衣服、烫虱子、补补缝缝什么都干。她把这些游击队员当成自己的孩子，游击队员也把她看成游击队的母亲。每次打仗缴获来好吃好用的东西，都来送给母亲。他们要做的针线活也来找母亲，他们亲热地叫母亲为老慕大娘。

我和三姐四姐都参加了儿童团，每到一地，三姐和四姐便同她们的小姐妹募集军鞋，教唱抗战歌曲；我便同一些男孩子站岗放哨，做打鬼子捉汉奸的游戏。我穿着母亲改制的小军装，扎着一条小皮带，腰间还插着一把木头手枪，别人都叫我“小八路”。

后来形势稍微平静了，政府把母亲安置在温石汤西南面的李家沟。

李家沟是一个小山村，西面是一座很高的大山，离鬼子的据点远，因此经常有机关、部队来驻防。他们一到村里就来看母亲，有时就住在我们这个流动的家。常给我们一些铅笔、纸，教我们识字，唱歌。

有一次孙端夫住在我们家，我一定要跟着他的警卫员去溜马，不料马受惊把我撞倒了，马蹄踏在我的大腿上。痛的我又哭又叫，幸好没伤着筋骨，可警卫员差一点受处分。事隔20多年后，当我去采访27军军长孙端夫时，孙军长还提起这件段往事。

游击队对母亲十分信任，有时把一些重要的文件、枪枝，直接交给母亲保管。母亲也常说：“我不能为抗战做大事，这些小事我还能行。”

那些年，人们睡觉都非常惊醒，有个风吹草动都会知道。一天佛晓，母亲忽然听到有声音，便一下坐起来说：“有情况！”紧接着便听到枪声。四姐提着裤子光着脚就往外跑，父亲领着我也冲出村外，母亲拿着一包文件还有一支手枪也随之跟来（当时三姐在蓬西三分区张礼书记那里读书）。父亲催母亲快走，母亲说：“你们快跑吧，我一个妇道人家，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

这时只听敌人喊着：“不要跑，不要跑，再跑就要开枪了------！”

父亲带着我跑进西山，母亲眼看着敌人快追了上来，她一下发现路傍水沟有几堆乱石，便灵机一动，赶紧把文件和手枪藏在乱石下面。刚藏好后，顽固派高炳旺的兵便追了上来，大声喝道：“你这个老婆子跑什么？”

母亲说：“俺害怕你们打仗。”

敌人又问：“八路在那里？”

母亲说：“俺一个老婆子不知道什么是八路七路的。”

敌兵说：“对了，我们就是七路，专门打八路。”说完就搜母亲，把母亲仅有的两块现大洋搜去了。之后，敌人又放了几枪便回村吃饭，母亲便坐在山坡上不走了。

顽固派吃完饭，便在村中进行抢劫。母亲眼睁睁地看到我们家藏在地瓜井里的被子衣物全被抢走了。

晚上，敌人走后，村中一片狼藉。父母一看四姐不见了，母亲焦虑地说，“找孩子要紧。”于是父母带着我连夜去找四姐。天快亮了，才在离李家沟十多里的一个小山村里找到。四姐一见到我们便号淘大哭，我也哭，父母也落了泪。

1940年7月，为躲避日、伪、顽对艾崮山区的“扫荡”，父母带着我们随蓬莱县大队到了大树底宋家。不料，在7月8日却遭到日伪的袭击，造成大树底宋家惨案。

那天中午，母亲正坐在打谷场上给大队长郑若予缝小褂，郑若予同我在玩耍。这时突然在村西南响起了枪声。

郑若予说：“大娘大爷，快带弟弟妹妹到东山上躲躲。”说完便提着匣子枪向响枪的地方跑去。

母亲对父亲说：“你带两个孩子快走，场屋里还有县大队两匹马，我去多添些草料，免得他们乱叫被敌人发现。”

父亲带着我和四姐躲进东山坡的一片荆条丛中，这时枪声像炒豆子似地响个不停，大约在太阳快落山时，枪声渐渐停了，但我们不敢回村，在荆条丛中藏了一夜，也被蚊蝇咬了一夜。

天亮后，父亲领着我和四姐进村找母亲。母亲哭着说：“郑若予和李本洪都牺牲了，李伟（迟春）也被鬼子捉走了。”我一听便大哭不止，非要跟着父母去看看曾教我识字唱歌的大哥哥。

父母和村中的群众一起掩埋了烈士的遗体，当天晚上就离开了大树底宋家。

后来才知，郑若予听到枪声，断定被鬼子包围，便立即组织部队掩护机关突围，不幸头部中弹，光荣牺牲，年仅25岁。六区区长李本洪，在突围中肠子被打了出来，他忍着巨痛，将自己的匣子枪、文件、钢笔全部毁坏，最后牺牲在一个地崖下，年仅23岁。这次共牺牲了23人，被俘38人，是蓬莱抗战史上损失最惨重的一次。

 

七 母亲遇险

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敌人的“扫荡”越来越频繁，斗争形势也十分艰苦，母亲带着我们跟着政府行动十分不便，而且还给政府增添诸多的麻烦。

一天，县长李慕和孙自平来了，他们对母亲说：“婶子，把你们疏散到敌占区吧，这样东奔西跑你们也受不了，再说弟弟妹妹也该上学读书了，那里有我们的堡垒户，还有不少统战对象，他们会照顾你们的。”母亲同意了。

我们开始在于家庄，住在于学忠家里，后来又通过草店开明地主栾岱山的关系，隐蔽在一位姓王的瞎老头的家中，1942年的秋天，才搬到北林院。

北林院，背靠南面的迎口山，面临北面的大海，簸箕形状座落在迎口山的北坡上。当地有首儿歌“南有大照壁（迎口山），北有养鱼池（大海）；西有跑马场，东有星落石”。星落石尤为奇观，那些峥嵘的巨石，散落在村的东头，巨石群中有一座六角亭，这里可以看见一望无际的大海，真是水天相接，渔船点点，更是夏天纳凉的好去处。西面是座小学校，二层楼两个院，绿色门，玻璃窗，十分气派。东面便是一条又深又宽的大沟，沟底比较平坦，人们都称为北河。从上游板儿沟流淌下的溪水，滋润着沟底肥沃的土地。河两傍都是菜园和果园。每年春天，桃李盛开，一片红一片白煞似好看。吸引周围许多学校的学生都到这里来春游，这是一年中北林院最热闹的时节。

北林院民风淳朴，勤劳忠厚。村中有周、车、王、贺、李、杨几家大姓。周老五（周汝双）、车克万、贺学尧3家均是开明地主。周老五是祖传的接骨专家，周围百八十里都有来请他接骨，他也常给八路军伤员接骨治伤，医术非常高明。我们家就是通过这三家地主的关系掩蔽在村南头一家姓贺的家中，后又搬到村北面王其荣（乳名本子）的南屋里，因这里原住一家姓李的已去东北，所以我们改姓李，三姐改名李玉琦，四姐改名李玉清，我改名李彦夫，开始在村中插班读小学。

村中突然出现我们这一家陌生人，都很奇怪，父母便谎称是从东北回来的，这时父亲因身体不好，也常在家休养，一时家中又成了抗日政府的联络站。孙自平（在此养病）、李谊亭、及其他县、区干部都是夜间来夜间去。父母也为村里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1943年的春天，伯母去世，家中只剩下70多岁的伯父和90多岁的祖母，生活十分困难。有一天，堂哥慕显宗从东北回来找到父母，说要把伯父带走，把奶奶送来。父母一听不能推辞，便雇了一乘驮轿，同我进城把奶奶接到北林院。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村中有个坏人叫车运起，成天偷鸡摸狗不务正业。不知怎么知道了我们家的底细，便带着栾家口的伪军来抓父亲。那天下午，父亲正好带着三姐和我到东山拾柴去了，四姐同小伙伴赶海刚回来，正在锅台上吃饭，母亲坐在炕上做针线。这时突然闯进来五六个伪军，都气势汹汹地端着枪，指着母亲说：“你姓慕，你是八路家属，你老头在那里？”

母亲镇静地说：“你们弄错了，我不姓慕，我姓李。”

伪军上去就是两个耳光子，吼叫着：“你还嘴硬，带走！”

母亲被带到村公所，又被五花大绑押往栾家口的伪军据点。

90多岁的奶奶在炕上哭，四姐哭着去找村长王敬海说：“俺妈妈叫鬼子抓去了！”王敬海大吃一惊，忙问父亲在那里？并叫他小儿子上山告诉父亲不要回来，而后又向上级报告。孙自平闻知十分焦急，指示区长李谊亭，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老慕大娘营救出来。李谊亭立即召集村长王敬海及车克万、贺学尧、周汝双研究办法，并凑集了700块大头洋，通过关系送给栾家口伪军队长徐立之。

母亲在栾家口受尽了折磨，但她矢口否认自己姓慕。徐立之收到钱财之后，声称捉错了人，便把母亲放了回来。从此全家便转入地下，搬到贺圣祥（我们称他是贺二哥）家中的南屋隐藏。白天销着门，晚上才敢做饭吃。吃的用的都是村丁贺进起在晚上送来。这种生活，持续到第二年春天。

1944年2月，父母送三姐去栖霞北海中学读书，顺便去海阳看望在胶东公学的二姐。

那还是在1940年，不知是那位好心的同志告诉母亲说慕列尔在“六.一”大“扫荡”中牺牲了。母亲听后痛哭不止，从不迷信的母亲竟也为女儿烧起了纸钱。过了几年，听说二姐慕列尔还活着。母亲开始不信，后来半信半疑，所以这次非要亲眼看看不可。不巧在栖霞崎岖的山路上，母亲从小毛驴上摔下来，把腰闪的不能动了。父亲只好一人去海阳把二姐接到母亲身边，这也是父亲和二姐最后的团聚。

三姐走后，家里只剩下我和四姐两个小的。父亲和母亲商量，说什么也不能让这两个小的再走了。将来给四姐找个婆家，给我娶上个媳妇。最好能当上个小学教员，生儿育女，来延续姓慕的一家人。要教学，就要读书，所以转年父母又通过组织，把我和四姐保送到北海中学。

 

 

八 最小的儿子也没留下

1945年秋，抗战胜利了，父母从来也没有这样舒心过，尽管两个儿子还没有音信，但再也不会有战争，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东藏西躲的了，可以安安隐隐过上太平日子。

1946年土改，按政策规定：凡在外面参加革命工作的都有一份，因此家中算十口人。分得土地十余亩，房子十余间，而全由村里代耕。从此父母也结束了供给制生活。

秋天收获了，家中有了那么多的粮食，尤其是奶奶，她从来没见过而且做梦也不敢想会有这么多的粮食。她趁父母都到场院劳动时，象小孩子似的，一个人踏着凳子去看粮食屯中的粮食。她忘记自已是95岁高龄的老人，一脚踏空，便从凳子上摔在地上不能动了。母亲回家一看，赶紧把奶奶抱上炕，经检查是腿骨折。奶奶躺在炕上，母亲天天喂水喂饭，接屎接尿的服侍着，从此奶奶再也没有起来。

这年冬天，刚刚安定了的和平生活，又被内战的狼烟笼罩着。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消息频频传来，人们又陷入惶惶不安之中。我所在的北海中学也在动荡着，许多同学因时局紧张而纷纷退学。这时来了一位解放军，是来召考宣传队员，我被录取了。于是我借了曲希陶的一辆自行车，骑着从黄县北海中学回家告别。母亲见我回来奇怪地问：“你怎么回来了？”

我说：“我要参军去打蒋介石。”

母亲震惊了，她望着我好半天才说：“你们都走了，剩下家里3个老的将来有个三灾两难的可怎么办？再说你才14岁，这么大点走了我能放心吗？”母亲见说不服我，她知道父亲是决不会同意的，便推说：“这件事我也做不了主，你爸爸在城里，你去找你爸爸说吧。”

我骑上自行车赶到城里找到父亲，把参军的事说了。父亲听后没有表态，只是闷着头同我默默地往家走，30里路，父亲一声不吭。快到村头了，父亲声音颤抖地说：“你能不走吗？”

我说：“我都报了名了。”

父亲说：“那不要紧，我去把你的名子挖下来就是了，我不能跟前一个孩子都不留呀！”

当时我只是一股参军热劲儿，什么话也听不进去。

第二天，父亲送我到了黄县北海中学，他找到总务处主任巴凤刚。巴凤刚是巴南刚的哥哥，与父亲很熟，我和四姐享受的供给制手续，就是他到北海专署办理的。父亲将情况说了之后，巴凤刚说：“老慕呀，我看你就同意了吧，你那么多的孩子都参加了革命，这是你们全家的光荣，你对革命有功呀！再说你那么多的孩子都走了，你不让彦夫走，不怕将来落埋怨吗？彦夫又不是拿枪到前线打仗，而是参加五师宣传队，唱歌演戏做宣传鼓动，我的两个女儿巴山和巴木兰都在那里，”

父亲是受党教育多年的人，也是位知情达理的人。我的走，对他来说象割肉一样地心痛，但他放不下脸，说不出口，他只好忍痛割爱地同意了。

在我临走的头天晚上，父亲一夜未眠，他向我讲述了内心的痛苦。可是我根本无法理解父亲的心。父亲又千嘱咐万嘱咐要我在部队好好干，向哥哥姐姐们学习。

晚上落了一场大雪，大地一片皆白。我与4名同学在胶东5师宣传队李平同志的带领下出发了。

父亲送了一程又一程，在李平同志再三的劝说下，父亲终于站下了。他站在一个高坡上，含泪望我远去，而我走了很远很远回头看到父亲仍站在那里，风雪缠绕着父亲单薄的身躯，我也落泪了。没想到，这是我同父亲最后的诀别呀！

自从父亲送我走后，母亲天天都到村口等候。她多么希望父亲能把我领回来呀！可是她等来的却只有父亲一人。母亲问：“禄子呢？”

父亲说：“走了！”

母亲看到父亲的眼圈红肿便问：“你怎么了？”

父亲再也忍受不住了，便哇地一声，放声大哭起来------。

也许父亲心中的牵挂太多太多；也许父亲思念儿女的苦楚太满太满；也许父亲心中的忧伤太久太久；他心里装不下这么多，他心里也盛不下这样满，见了母亲，就象江河掘了堤，水库开了闸，心中的忧伤一下子迸发了。

天渐渐黑了，村口没有人，只有西北风卷着小青雪不停地刮着，父母亲坐在村口上，相对流泪，他们哭了很久很久。

 

九 父亲弥留之际

1947年，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对胶东的重点进攻，这是解放战争最艰苦的一年，也是我们家最艰难的一年，国难家愁，折磨着父母。

4月，四姐慕超参军到鲁南军政大学，因为她是党员要带头，所以连家都没回就走了。直到把衣物捎回家，父母才知道。这年她17岁。

我和四姐走了之后，父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奶奶躺在炕上不能动弹，母亲要侍候两个病人。但母亲没有怨言，只有对奶奶的孝心和对父亲的安慰。奶奶毕竟老了，8月便与世长辞，享年96岁。

安葬了奶奶，父亲的身体也渐渐地消瘦下去。开始没有胃口，后来浑身疼痛，手脚也不听使唤，最后就卧床不起了。急得母亲到处求医求药，在战争环境，那里还有什么医药，只能求些偏方。听说用樟木烧成炭烤，可以治腿痛。母亲便把家中仅有的一只樟木葙子劈了烧炭给父亲烤。那知把父亲的腿都烤出了水泡，还是照样痛。

父亲生病期间，最怕母亲离开，一时见不到母亲，便喊叫不止。母亲看到父亲吃不进喝不下，那种痛苦的样子，心里着实难过。这天正逢北沟赶集，母亲说：“老头子，你想吃点什么？我到集上去买。”

父亲摇摇头说：“我什么都不想吃。”

母亲说：“你不吃不喝这怎么行？”

父亲怕伤了母亲的心，便说：“那你就割点肉买条鱼吧，你可要早点回来呀！”

那时家中没有钱，母亲只好背着30斤粮食到集上卖。母亲是小脚，背着粮食要走5里路，走又走不快，幸亏遇到一个老乡，他看到母亲吃力的样子便说：“老慕大娘赶集呀，快把东西放到我的小毛驴上吧。”

到了集上，母亲为了早点回家，以低价把粮食卖了，又去买鱼割肉，等回到家中，太阳已经偏西了。

从母亲走后，父亲就一直爬在窗台上向外望，他等呀！盼呀！母亲就是不回来。

当母亲累得满头大汗回来时，父亲说：“你怎么这时候才回来呀？”

母亲没有放声，便赶紧给父亲做饭。当把鱼、肉做好后，父亲一点也不想吃。母亲着急地说：“老头子，你什么也不吃，这病能好吗？你就是当药也多少吃一点呀！”

父亲强吃了几口，便呕吐不止。

这天夜里，母亲忽然听到父亲在哭，赶紧起来点上油灯。父亲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大儿子回来了，还带着媳妇和孙子，他高兴的不知应该怎么好，不料被什么东西绊了一跤，惊醒后原来是南柯一梦。父亲流着泪说：“大儿子还不知有没有了，如果还活着，也该成家有了孩子了。”

母亲说：“快睡吧，说不定那个孩子会来家看你哩。”

父亲叹着气说：“我那有这个命呀！7个孩子一个也没留住，我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

父亲的病情越重，思念儿女的心情越切。有一天他对母亲说：“大儿子二儿子我不想了，三个大闺女我也不想了，我是不放心花子和禄子呀！他们都还小，这行军打仗能跟得上吗？在那枪林弹雨里有谁去照顾他们呀！”又过了几天，父亲知道自己的日了不长了，又对母亲说：“两个小的我也不想了，我现在谁也不想，谁也不挂牵，我只是不放心你呀！我死后，有谁管你？谁照顾你呀？你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 父亲边说边哭，母亲也哭，真是生离死别难舍难分呀！

父亲临终前，又对母亲说：“我先走了，你的身体好，还能活上十年八年的，胜利以后，说不定那个孩子会回来，你千万别忘了到坟上告诉我一声。”之后又嘱咐母亲，北河的地种麦子，姜家洼的地种玉米，这样打的粮食就够吃的了。

父亲千叮咛万嘱咐，他不愿离开这相依为命数十年，患难与共几十载的好老伴。他还想看看胜利，还想等着7个儿女回来。让他这样离开人间他不甘心，他不情愿。他象还有许多话没说完，又喃喃地说：“你快去找村长王世真，叫他派个人来帮忙，万一我不行了，也好同你把我抬下去，要把我的枕头填的高一点，我若还有一口气，兴许还能活过来-----。”

父亲多么留恋这个人世啊！

母亲去找村长王世真说：“俺家的老头子怕不行了，能不能派个人帮帮忙？”

王世真听了也很难过，便派了贺二哥来家帮忙。

1948年3月18日夜，苦命的父亲便与世长辞了，享年54岁。

安着当地的风俗，每个子女媳妇都要有个孝棒子，如果大儿二儿活着的话，也该有媳妇了，所以共扎了9个孝棒子。而这9个孝棒子却没有一个人拉。乡亲们谁见谁难过，都说老慕大爷的命好苦啊！

可是就在父亲咽气12个小时后，三姐慕荣回来了。

战争是残酷的，战争年代的人情世故也是残酷的。一切为了战争，一切服从战争。任何一点个人利益，都被看成是个人主义；任何一点思念父母之心，都被看成是家庭观念严重；谁若有了这些思想，不是写检讨就得作检查。三姐早在47年底，就听说奶奶去世父亲生病了。她几次请假都没批准，只能在晚上夜深人静时，一个人躲在被子里偷偷的哭。别人问她怎么了？她还不敢说，只说是肚子痛。

这次回家是因为工作调动，她将家中的情况向领导说了之后，被破例地批准了5天假。

三姐兴高采烈地往家走，恨不得一步跨进家门，看看离开四年多的爸爸妈妈。当她走到离北林院3里路时，遇到小学的同学李承先。李承先惊讶地说：“李玉琦你回来了？老慕大爷昨天晚上去世了！”

三姐一听，头脑嗡地一下，真是晴天霹雳。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她几乎昏倒。她不顾一切泪流满面地往家跑。当她跨进家门时，两条腿都软了。她看见父亲停在正房中间，傍边放着9个孝棒子，便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母亲一见是荣儿，真是又悲又喜，母女俩抱在一起，失声痛哭。母亲说：“老头子，你荣子来家了，你的命怎么这样苦，你若晚走一天就能看到了。”

母女越哭越伤心，邻居也都落了泪。三姐想这样哭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便劝住了母亲。母亲擦干眼泪，忙去给三姐做饭，三姐那能吃得下？

根据母亲的意见，父亲的丧事从简。安葬那天，乡亲们要三姐披麻带孝拖孝棒子，三姐没有同意。她对母亲说：“我都是解放军了，又是共产党员，这样披麻带孝影响多不好。”

母亲对乡亲们说：“不要难为孩子了，她心里有就行了。”

安葬那天，三姐双手捧着浆水罐，一路哭泣把父亲送到姜家洼安葬了。

5天的假期到了，母亲本想留三姐给父亲烧了头七再走，可是革命纪律不容，只好同意三姐按时归队。在归队前，三姐含泪给姐姐妹妹和我写信，将这不幸的消息告诉我们。三姐担心母亲一个人孤苦伶仃，便把三姨家的女几仙姐叫来，临走时，母女又是大哭一场。

 十 娟子回来了

三姐刚走不久，大姐王少木便派人给父亲送来缴获美国救济总署的练乳、糖果、香烟，以及一些滋补品。接着二姐慕列尔也趁工作调动之机回家来看母亲。这是二姐自1939年1月离开蓬莱第一次回家。她带着不满4个月的早产儿春前，让二姐夫崔涛的表哥推着独轮车，爬山越岭整整走了3天，才从莱阳到了蓬莱。

一路上，二姐的心情是千思万绪，百感交集。过去的往事历历在目。她想起了大哥出走天津；父亲失业在家；家庭贫困如洗；二哥和大姐参加革命；而后两个妹妹又走；连最小的弟弟也没留住。现在父亲又去世了，剩下老母亲一人苦度岁月，如今还不知情况如何？她一路走一路想，中午时分到了北林院。这是她第一次来到这个陌生的村庄，时置吃中午饭，街上一个人都不见，那里是家？母亲又在何处？

二姐抱着孩子等了好久，迎面走来贺二哥。二姐问：“同志，有个姓慕的在那住？”

贺二哥端详了半天说：“你是------？”

二姐说：“我是她家的二闺女呀。”

贺二哥叹息地说：“唉！老慕大爷不在了。”

二姐虽然早已知道，但心里还是一酸，眼泪扑涮涮地流了出来。

二姐被领到村中一棵大槐树下，这里是一排四五座大黑门，土改前是地主周汝双的房子。贺二哥指着最东面的那座门说：“这就是你们的家。”

二姐还有点不信，母亲怎能住这样好的房子？但她还是走了进去。她走进第二道门便问：“这里是姓慕的家吗？”

从屋里走出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看了半天说：“你是不是二姐？”

母亲在屋里问：“你那里来的二姐？”

二姐一听是母亲的声音，便喊着：“妈妈我回来了！”一头闯进屋里扑在母亲怀里。

母亲穿戴一身白，显得苍老了许多。她万万没有想到二闺女娟子会回来，愁苦的脸上这才露出一丝笑容。这时她忙这忙那，简直不知该做什么好？可是一想到父亲又悲伤的哭着说：“老头子呀！娟子回来了！娟子带着你外孙来看你了。老头子你太苦命了，你走了不到一天，荣子就回来了。这还不到一百天，你娟子也回来了。你大闺女带来那么多的东西，你一口都没有尝就走了，你这是做的什么孽呀？”

第二天正是父亲烧“百日”，母亲做了许多供品，便同二姐到了坟地。

父亲的坟在北林院西南面姜家洼的一块梯田中，同奶奶葬在一起。一前一后，面向雄伟的迎口山，背靠西面小山岗，都说这里风水不错。奶奶的坟已长满了荒草，父亲的坟还是新土。二姐不等母亲把供品摆好，便一头扑在父亲的坟上号啕大哭起来。母亲一边摆着供品一面述说着：“老头子，娟子回来了，”又是重复着那老些话，可二姐听了更是伤心。

二姐在家住了4个月,这是她出来参加革命后，同母亲生活最长的一段时间。母亲成天乐哈哈的，有时便同二姐到地里助草、间苗，有时也压碾推磨，做些好吃的。

一天游弋在栾家口海面上的国民党兵舰向陆地放炮，母亲拖着二姐就向外跑，当她们跑到南山沟里躲藏时，才发现小春前忘在家中。二姐急的要回家去抱，被母亲拦住了。母亲要回去抱二姐又不同意。邻居说：“那么大点的孩子懂什么害怕不害怕的？还是等等再说吧。”过了两三个小时，回家一看，小春前把嗓子都哭哑了，把二姐心痛的都要哭出来，母亲也十分难过。抱着小春前，心肝、宝贝地叫。

小春前会笑了，瞪着两只大眼，小腿乱蹬十分可爱。母亲非常喜爱这个不懂事的小外孙，给他做小衣服、小裤子、小鞋子、小帽子。从来不愿串门子的母亲，这时也抱着小外孙东家串西家串，显示自己女儿回来了，并且还有了小外孙。

一天有人送来了一封信，是二哥慕柯夫从热河托人捎来的，信中还夹着一张和二嫂葛玉兰的照片，信皮破烂的几乎看不清字迹。二姐一看，惊喜地喊道：“妈妈，二哥来信了。”

母亲半信半疑地说：“你呀，成天变着法子来哄我。”

二姐说：“妈妈是真的呀，你看还有二哥一家人的照片哩！”

母亲接过照片仔细地看了又看，作母亲的永远都能记得儿子的模样，这是她的儿子，这就是她日夜思念的二儿子啊！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激动心情，使母亲一会哭一会笑。她让二姐把信念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她记熟了，笑够了，哭累了，又对二姐说：“你爸爸真是穷命呀，死了不到一天你三妹回来。不到十天你大姐又给他捎来那么多的东西。还没烧“百日”你又来家。这时你二哥又有了信，还有了媳妇和孩子。走，快到坟上把信念给你爸爸听听，叫他也高兴高兴。“

转眼4个月的时间快到了，母亲知道二姐快要走了，多少天的欢乐在母亲的脸上又消失了。她成天闷着头为小外孙做小衣服，做了一件又一件，够穿好几岁的。她又做了许多干粮，煮了许多鸡蛋，让二姐带在路上吃。

临走的那天母亲没有哭，到是二姐泪水不止。晚上二姐一夜没有合眼。她这次回来，给母亲带来许多欢乐，她要走了，又给母亲增添了无限的忧伤和牵挂。她这一去，还不知何年何月再能相见，尽管母亲有乡亲们照顾，但毕竟跟前没有亲人，她担心母亲又是孤苦伶仃一个人。

 

十一 母子相见

1948年冬天，大姐把母亲接到东海地委机关所在地文登城。大姐有个不足两岁的儿子安民，虽然有保姆照看，但母亲整天抱着不肯放下，同女儿女婿生活在一起也非常开心。

1949年春天，解放战争将在全国取得胜利。为了做好解放青岛的各项准备工作，胶东区党委根据山东分局的决定，成立了青岛市准备接管委员会。对外称“教育研究会”。抽调大批干部集中学习训练。大姐和大姐夫章若明均在其中。并规定一律不准带家属和孩子。大姐同母亲商量怎么办？母亲说：“只要是革命需要，你们放心去吧，我带着安民回蓬莱老家。但有一条，安民在你们家比较金贵，有个闪失我担不起责任，最好叫他奶奶同我一起到蓬莱。”

大姐只好把婆母接来商量，好不容易动员通了，并亲自把两位老人和孩子送回蓬莱北林院，这也是大姐参加革命后第一次回到家乡。

母亲回到北林院，再也不象以前那样愁苦了，有了外孙又有亲家母作伴，连邻居都说老慕大娘熬出了头。

亲家母没有母亲那样开通，为人也比较小气，这天村里来了许多解放军，他们要筹借母亲的麦瓤做铺草，亲家母说啥也不同意。这件事被母亲知道了，母亲说：“亲家母呀，咱们的孩子在外面不也是这样么？咱不借谁借？咱们把孩子的命都舍上了，这点麦瓤算了什么？”说完母亲把麦瓤亲自送给解放军。

1949年6月2号青岛解放了，大姐随军进驻青岛，在市妇联任主任。10月便把母亲接到青岛，从此母亲便离开了蓬莱。

母亲到了青岛后，这是她第一次见过这样大的城市，真是吃水不用愁，点灯不用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方便极了。她更高兴的是7个子女，有6个都有信来，只有大哥还不知下落。

组织上根据母亲从1939年就到了抗日民主根据地，长期过着供给制生活，并把7个子女都贡献给了革命战争的情况，决定恢复母亲的供给制待遇。市里召开各界妇女座谈会等活动，都请母亲在会上发言，介绍她如何培养7个儿女参加革命的事迹。

1950年秋，大姐突然接到三姐的来信，折开一看，是大哥慕湘写给蓬莱县委的。大意是说他是蓬莱的一个老党员，离家十五六年音信不通。现在解放了，不知父母弟弟妹妹的下落，烦请组织查寻。蓬莱政府认真查找，找到了在北海医院工作的三姐。

这突然的来信，大姐激动地含着泪跑回家告诉母亲。大姐一面念信，母亲一面掉泪。母亲说：“这不会是真的，不知是谁编造的信来骗我，16年了没有半点音信，还不知是死是活哩！”母亲不信归不信，她还是催着大姐快写回信问个究竟。几天后，大哥又来信了，并且还有照片和汇款。母亲悬了16年的思子之心，终算放下了。

1951年春节的晚上，大姐在机关开会，母亲已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突然有人敲门，母亲问：“谁呀？”

门外的大哥说：“少木在这住吗？”

母亲说：“她去开会了，有事明天来吧。”

大哥一听是母亲的声音，激动地说：“我是少木的哥哥回来了------。”

母亲赶快披上衣服去开门，一看果然是自己的儿子回来了，还带来一个小孙子。

大哥一头扑在母亲怀里，叫了一声妈妈！母亲激动地再也止不住泪水了。

16年哪！这是将近6千多个日日夜夜！那一日不是牵肠挂肚？那一夜不是梦幻俄顷，忧伤在念？如今儿子真地回来了。

正在开会的大姐听说家中有人来找，她想这么晚了有什么急事？回家一看是大哥，真是百感交集，喜从天降。她连夜通知在山东军区工作的四姐慕超，第二天，四姐从济南赶来了。这离散16年之久的家，如今有一半人团聚了。几天来，大家不休息不睡觉，全都沉醉在这高度的亢奋中。真是表不完的离情说不完的话，享不完的欢乐流不完的泪。

青岛市委闻知大哥来了，给予十分热诚的款待，又因李慕是青岛市长、孙自平是海洋研究所的党委书记，还有一些老同学老战友都在青岛，因此晏请、拜访。应接不暇

相聚太幸福，别离太匆匆，5天时间很快就要过去了。大哥提出要带母亲走，母亲自然高兴了。因为她爱她的孩子，但最爱的是她的大儿；她尊重她的孩子，最尊重的也是她的大儿。在她的心目中，只有跟着大儿子才是名正言顺的。这是她后半辈子的依靠，也是她后半生的归宿。因此她毫不犹豫地跟随大哥走了，到了河北衡水大葛村部队的驻地。

不久，大哥抗美援朝，把母亲送到北京在华北局工作的大嫂许静处，从此母亲在北京一住就是30多年。

 

十二 幸福的晚年

1952年大哥从朝鲜回来，分配在华北军区工作，又将四姐慕超调到中国人民大学读书。1953年春节，我从朝鲜战场上来京看母亲。至此，7个子女母亲全部见到了。不迷信的母亲常对我们说：“也不知是那个菩萨保佑的，在那战火纷飞枪林弹雨中，你们7个人一个都没少，而且都是党员还都当了干部。就是你父亲没有好命呀！如果他能活到现在，看看解放后的今天，再看看你们姊妹7个人，那还不高兴死了？他的寿都折给了我，他的福都叫我享了。我享的福比谁都多，爷爷奶奶没有享过我这些福，佬爷佬娘也没有享过我这些福。佬爷84岁还上山拾草，一跤从山上摔下跌死了，佬娘是在47年国民党进攻胶东时，硬饿饿死的，我真的很知足了，这都是托共产党的福呀！”

此时的母亲可称得上不愁吃不愁穿，子孙满堂尽享天伦之乐。

母亲在北京生活是幸福的。大哥家的生活条件好，有厨师有警卫员也有保姆，家中又有电视机和收音机，不论是精神生活还是物质生活都很充实。原先母亲住在景山后街，后来搬到护国寺117号，这里离人民剧院很近，母亲几乎成了他们的基本观众。什么梅兰芳、周信芳、尚小云、程砚秋，凡在这里演出的戏她都看过。而母亲最喜欢看的是越剧。她对《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如数家珍。1956年，二哥慕柯夫创作的大型话剧《双婚记》，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公演时，母亲看了一遍又一遍。尤其是二哥领了剧本创作奖回来，母亲更是乐得合不上嘴。没想到儿子成了有名的剧作家。1962年大哥慕湘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晋阳秋》，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时，母亲每天都要听。她被书中人物的命运所打动，有时落泪，有时欢乐，也有时愁的连饭都吃不下。孙子孙女说：“奶奶，那是爸爸写的小说，又不是真的。”

母亲说：“怎么不是真的？有些事俺都经历过。”

母亲也常到公安部工作的慕丰韵家往上几天，有时也将慕丰韵的母亲接来住些日子。两位老人真有说不完的话，回忆过去战争年代的生活，是两位革命老人最大的乐趣和享受。

母亲在北京也有住腻了的时候，几乎每年都要出去走走。有时到沈阳的二哥家，有时到青岛的大姐、南京的二姐家，也有时带着孙女回蓬莱老家北林院。因此她住过沈阳、大连、青岛、杭州、南京、福州。我们都戏称这是母亲出巡。 母亲的子女也很孝顺，除大哥、四姐在北京外，我们5个都在外地，有时进京开会或休假，都要专程来看母亲，也经常给母亲寄些钱和补品。母亲成天乐哈哈地，无忧无虑感到很幸福。

 

十三 文革的困惑

1965年，母亲跟随大哥慕湘搬进北京西山八大处绍家坡1号装甲兵大院。1966年政治风云突变。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天天都能从大喇叭里听到“造反有理”的声音。这倒底是怎么啦？

一天刚从外面工作回家的大哥，突然被一群戴红袖章的解放军揪住。不容分说，便给大哥戴上了一顶大高帽子。还把事先做好的有十几斤重的大书《晋阳秋》，挂在大哥的脖子上。先游斗了装甲兵大院，又游斗了北京军区大院。接着便是抄家。因大哥的藏书太多无法搬走，便贴上封条就地封存，而后便把大哥关押起来进行审查。

母亲认字不多，但慕湘两字她更认得，她在那些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上看到，到处都是大哥的名字，而且都倒过来用红笔打上x。从大喇叭里听到，大哥的小说《晋阳秋》是为山西牲盟会歌功颂德，是为“大叛徒”薄一波树碑立传。随着运动的逐渐升级，又定为假党员，三反份子，进行了长期关押。在北京林学院任党委付书记的大嫂许静，情况更为严重，其罪名是“国际特务”。被长期关押在地下室里，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到了年底，厨师被撤了，警卫员除消了，保姆解雇了，特供也停止了。孙子孙女也到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母亲想到沈阳二哥慕柯夫家，岂知二哥已被打成了‘黑帮’，全家下放到辽宁庄河当农民去了。在杭州工作的大姐王少木，也被打成走资派关进了牛棚。在西安工作的二姐慕列尔，被专政劳改，昏倒在厕所里。在福州工作的三姐慕荣，通缉令贴的到处都是。四姐慕超虽然不是走资派，因在北京公安局工作，属撤底“砸烂”之列，被下放到大兴天堂河农场。只有我在军队里没挨斗，但被造反派围攻摔断了一条腿。过去以7个子女都参加革命而自豪的母亲，一夜之间却成了黑帮、三反份子、走资派、假党员的妈妈。母亲犯疑了，母亲忧虑了，母亲的心又悬了起来。她又在日夜牵挂着她的孩子，但这种牵挂与过去不同，过去是为了战争，为了革命，为了全国人民的解放。而现在是为了什么？希望在那里？公道在那里？真理在那里？母亲困惑了。

这年冬天，家里连一棵过冬的大白菜都没有储藏。以往，这些事根本不要母亲操心，现在去军人服务社排队也难买到。以往，人们见了母亲总是老太太长，老太太短地亲热异常，而现在都躲得远远的。

有一天晚上，司令部一位年青的参谋送来了100斤大白菜。在这种时候有人敢送白菜来，真是难得。参谋悄声地告诉母亲说：“慕政委在招待所里挺好，请老太太尽管放心。”母亲拿出钱来，参谋怎么也不要，并说：“我如果要钱我就不会来送了。”

母亲十分感动，她请参谋坐了一会便问道：“文化大革命这样搞法，毛主席知道吗？”

参谋说：“这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呀！”

母亲又问：“为什么挨斗的都是那些不顾流血牺牲对革命有功的好人？”

参谋说：“林付统帅说了，现在就是要革那些从前革过命的人的命。”

母亲还想问，参谋怕坐久了被人发现，便告辞了。

1970年，运动有了反复，从大字报上揭露出，大哥早已被任命为北京装甲兵政委。因原政委不肯让位，趁文化大革命之机想把大哥整倒。现在这位不肯走的政委也被打倒了，因此大哥便被释放回家。

大哥虽然回了家，但并没有被解放，冬天又被赶出了将军楼。这一下可愁坏了母亲和大哥，那么多的书可怎么搬呢？

大哥从小就爱书，战争年代，马背上除了书没有别的，他用一件日寇的军用呢大衣换来了一部《海上述林》，他一直带到北京。进京后有了条件，他便省吃俭用，开始收藏古书。十多年来，他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跑旧书店上，顷尽所有的收入，收藏的善本、孤本书已有上万卷。他真是视书如命，爱书成癖。

母亲说：“你鞋子破了也不舍得买，就是舍得化钱买书。这下可好，这么多的书可怎么搬呀？”

过去搬家都有战士帮忙，现在一切都要靠自己动手了。幸好丰安插队还没有走，大哥便同他二儿子日夜赶钉木箱，又请来四姐夫张善田前来帮忙，晚上用小板车一车一车地运，运了四五个晚上总算运完。新居只有三个房间，除母亲一间外，其他房间都堆着书，因此大哥也只好在书上睡觉了。

母亲受到文革的冲击，明显的变老了，血压升高，又患了糖尿病。大哥因心脏病住院，大嫂下放到了云南。孙子孙女又插队到了延安，一个家七零五散。开始由二姐、三姐和我爱人秦梅洁轮换进京照顾母亲，后来只好由三姐夫曲希陶将母亲送到杭州大姐家，而后又去了福州三姐家，直到1973年12月才由大哥从杭州接回北京。

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母亲可高兴了。她说：“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没想到会这么快。”母亲又恢复了往日的欢乐。

 

十四 叶落归根

1981年7月2日，88岁高龄的老母突发心脏病，经抢救缓解，住进了解放军301医院。四姐写信给我，说母亲想我，问我能不能来京？

据说母亲最牵挂的是我，她担心我转业工资减少了，在苏州人生地不熟，一家人怎么生活？76年我从军队转业时，从石家庄带着老婆孩子进京看母亲。母亲拿出些钱来给我，我没有要，我给了母亲200元。因此母亲老记着是个事，所以叫四姐写信叫我去。

8日我到301医院看了母亲，9日便同四姐把母亲接到新中街东营房1号楼301室四姐家中。因大哥闹家庭纠纷情绪不好，我便提出接母亲到苏州。母亲开始不同意，母亲说：“我怎么能到你们家？过去我没有为你们家出过力，现在老了，不能动了，去累赘你们怎么成？说什么我也不能去。”后来二姐来了，经大家再三动员，母亲同意等过了国庆天凉爽了再去。

8月19日晚，母亲自己洗了脸洗了脚还擦了身子，便早早上床休息了。大约在20时左右，母亲突然叫四姐，说自己不好，让四姐快给她穿送老的衣服。接着便喘不上气来。四姐和四姐夫张善田全力抡救无效，终於20时30分停止了呼吸，享年88岁

20日晨，大哥四姐急电告知外地兄妹。21日二哥从大连赶到，继而我从苏州赶到，晚上二姐及二姐夫崔涛从青岛疗养院赶到，22日三姐从福州也赶到。23日下午1时30分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告别仪式。这时接到杭州大姐的电报，因事24日才能赶到。我只好同公墓办公室交涉，遗体保留一天。24日中午，大姐下车后直奔八宝山向母亲告别，当晚火化。26日将母亲骨灰接回西旧帘子胡同69号大哥家的客厅里。下午，兄妹7人在母亲的骨灰前，回忆母亲生平，撰写母亲年表，合影留念。并决定由二姐和我送母亲骨灰回北林院安葬。

合影的题诗是：

同胞七人赴国难， 四十六年不团圆；

为奔母丧方聚会， 兄妹虽聚母归天。

而后每人写诗一首。

天涯海角七兄妹， 四十六年难聚会；

今日团圆空前事， 老母长眠恸洒泪。

湘

兄妹七人送母归， 东西南北齐相会；

四十六年方团圆， 悲中有喜喜又悲。

柯夫

 

国破家难子女征， 四十六年各西东；

 

父走只有慕荣在， 今日七人送母行。

少木

十年十次探母亲 ， 慈母最知女儿心；

传来噩耗心欲碎， 热泪双流湿衣襟。

列尔

千里迢迢奔母丧， 热泪滚滚恨路长；

三月一面成永别， 唤母不应痛断肠。

慕荣

慈母八十又八秋， 烽火年代子女征；

四十余载多贡献， 寿终归蓬慰妣灵。

慕超

哥哥姐姐莫悲伤， 兄妹相聚不寻常；

遵照母亲生前愿， 护母骨灰返故乡。

彦夫

 

8月29日晨，由兄妹7人护送母亲骨灰到了北京站。二姐和我乘上了开往山海关的列车，9时到了塘沽。下车后，我便带着慕丰韵的信去找天津边防站，因慕丰韵是公安部的边防局长，人家特别热诚。立即派了一部小车和一个干部，将二姐和我送上了通往龙口的民主15号。30日晨到达龙口码头，我很快买上了去蓬莱的汽车票，11点半便到了南王绪。在车站小店吃了点面条后，就发愁这些东西怎么拿？因为我们带了许多香烟，酒和点心，这都是准备送给北林院乡亲的。大小包包有十来个，还有母亲的骨灰盒。正在发愁时，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老头。当他知道我们是来送母亲的，有些难过地说：“老慕大娘也过世了！那可是位好人呀！走，我送你们去。”他并说北林院有个小饭店和一个小医院他都认识。在这种时候，我们也只好同意了。

12点到了北林院小医院，二姐给老头钱，老头怎么也不要。老头说：“送骨灰都是子女送，我是看你们的一片孝心，而且是送老慕大娘的我才来帮忙，否则给我多少钱我也不会干。”

二姐说：“你不要我们心里不过意。”

推让了半天，老头说：“这样吧，我不要这么多，我就拿一块钱表示个意思吧。”

老头走后，我便去找支部书记贺忠赋，贺忠赋不在家，因县里农业局来了一些干部，他去招待去了。我看到挂在墙上的画像，正是当年为我们家掩蔽时送粮送草的贺进起，一阵心酸，现在他也做古了。

不多一会贺忠赋的爱人把贺忠赋找来。贺忠赋一见我便说：“走！叫二姐来家，把大娘的骨灰也请来家。”

我说：“这不合适。”

贺忠赋说：“都是自家人，有什么不合适？”接着便去找二姐。

二姐说：“这无论如何是不可以，我们知道这是犯忌的。”

贺忠赋只好同意在小医院找一间房子住下，安排好后，又去招待那些干部去了。

我们刚坐下，王务明来了。王务明是我的同学，也是我们家的近邻。母亲每次回蓬莱，首先到他家，多少年都是他代我们给奶奶父亲坟上压纸。他一见我便埋怨说：“都到家了还在外面住，这不叫别人笑活吗？”二姐又把不去的理由说了，王务明说：“把大娘的骨灰放在她原来住的屋里，你们来家住。”

在王务明的再三邀请下，我们只好到了王务明的家。

二姐在母亲原住的南屋里，布置了一个简单的灵堂，放上小花圈。王大嫂一面帮着布置一面说：“大娘呀，你可回家来了------。”声音非常凄切。

下午，我们同贺忠赋、王务明研究了安葬办法，我将兄妹7人的意见说了一遍：1把母亲安葬在父亲的身傍，挖坑深葬，地上不留痕迹，不影响耕种；2墓穴用砖砌好水泥抹平，不漏水；3不举行任何仪式；4一切费用自理。之后，我们又去看了墓地。因为1958年平坟运动，父亲的坟被平了，一时难以确定。这时来了一位86岁的老人名叫王本能，他是父亲生前的好友，父亲当年的碑就是他刻的，他说父亲的坟上有一棵瓜篓，这种植物根扎的很深。果然顺藤挖下去便挖到父亲的棺材。墓穴做好后，我在一块水泥板上用红漆写着：

显考慕荣升字华庭

显妣慕母 姜汝惠 之墓

儿女：显松、显德、显凤、显秀、显卿、显芬、显禄

 

一九八一年九月一日

在另一块水泥板上写着：

慕华庭（1895-1948）

姜汝惠（1894-1981）

二女列尔少子彦夫送母归蓬

安葬于北林院村南姜家洼

一九八一年九月一日

为了不打忧北林院的乡亲，我们选择在人们都上地做活的时间进行安葬。因此只请了支部书记贺忠赋、大队长贺明江、我小时候的同学王其荣、王务明等少数人参加。下午三时，我捧着母亲的骨灰盒，二姐捧着装年表的小磁瓶，到了墓地。把母亲安葬好后，我代表大哥、二哥各抓了三把土。二姐也代表大姐、三姐、四姐抓了土。王务明还带来许多香、纸。这时一位74岁的老太太送来一捆黄纸，并说这是文革中偷偷藏下来的，现在是买不到了。为了表示对老慕大娘的一点怀念，一定叫我们收下。

晚上，为了答谢乡亲们，我们请王务明家办了两桌酒。我代表兄妹7人敬了酒，我说：“我们不是生在北林院，但是我们对北林院非常有感情，尤其在我们出去参加革命之后，北林院的乡亲对我们父母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这是我们终生难忘的。我母亲生前也十分想念北林院的乡亲，她常说要叶落归根回北林院，今天她的愿望实现了。今天我们不能把北林院的乡亲都请来，你们就算是代表吧。我们兄妹7人也不能都来，我和二姐也是代表。我代表我们兄妹7人，为感谢北林院的乡亲，请干了这一杯吧。”

这时贺忠赋也非常激动地说：“如果没有老慕大爷和老慕大娘，如果没有你们在外面革命，北林院也不会有今天，你们才是真正的革命，老慕大娘对革命有贡献，你们对革命有贡献，你们才是真正的革命家庭。你们是一家忠烈啊！”

在北林院的三天，我们处处感受到北林院乡亲们的温暖，乡亲们送来许多苹果、花生、叫我们带回去给兄弟姐妹们尝尝。临走那天，贺忠赋一定要用拖拉机送，因此，我们告别了北林院的乡亲，告别了父母安息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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