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名称】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专 题 号】J2
    【复印期号】1997年01期
    【原文出处】《殷都学刊》(安阳)1996年03期第41-46页

    侯方域为清初古文大家，“当时古文，率推侯朝宗第一，远近无异词。”[（1）]故其诗名为其文名所掩。特别是乾隆以后。其《四忆堂诗集》被清廷列入禁毁书，世人遂鲜有推许其诗者。其实，他“诗追少陵”[（2）]，并为当世所重；其诗歌理论，在明清之际的诗坛上，也是较为典型并有广泛影响的。本文就侯方域诗论的主旨及其源流正变观略做讨论，以期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一
    侯方域论诗，主张应以风雅为宗旨，以盛唐杜诗为典范。他认为，“诗本经术，不同词曲，其大者陈无外，微者道性情。”[（3）]“《诗三百篇》，昔人发愤之所作也。”[（4）]他之所以推崇杜甫，是因为，“昔杜少陵生李唐肃、代间，间关氛祲，曾无虚日，而避蜀逃秦，能以忠义自持。一饭一吟，不忘君父。故其诗多忧悄之思，雄郁之气，亘古弥今，卓然不朽。”[（5）]“夫少陵一集，而古今天下治乱、兴亡、离合、存没，莫不毕具。”[（6）]侯方域所谓“陈无外”，即“陈”天下国家“无外”（按，即至大，极大之意）之大事；“道性情”即“道”系天下国家“忠义”之“性情”。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他把《诗经》与杜诗的现实主义精神，做为自己诗歌创作的榜样；同时，他也用这一标准来衡量评价友人的诗作。
    侯方域论诗的这一宗旨渊源于家学，他的叔父侯恪在明天启、崇祯间曾有名于诗坛，“为诗推杜甫”，与洛阳王铎、本郡彭尧瑜相互推举，倡诗于天下，反对公安，竟陵浅滑空疏深幽孤峭的诗风。彭尧瑜《朝议大夫南京国子监祭酒木庵侯公行状》云：侯恪（号木庵）“攻诗，溯源风雅，深恶新体（指竟陵体），见时流所作，辄呼卢笑，谓人不观江海，而羡涔蹄；不览华岱，而夸卷石；不爱秦松汉柏，而取蟠曲盆盎中物，失之远矣。”认为“古今言诗，莫妙于先圣，其以君父两者，要诗之旨归；以多识名物，穷诗之变化。”“可兴、可观、可群、可怨。”[（7）]在这种家学的影响下，他很早即以“诗与制艺名海内”[（8）]。二十岁左右，他的《晋诗集》就流传于世，而为时人称许。当时主盟文坛的钱谦益一见其诗，便大加称誉，认为“其诗俊快雄浑，有声有色，非犹夫苍蝇之鸣，侧出于蚓窍者也”。[（9）]但侯方域早年的诗作多为友朋间的酬唱赋咏，流连写物之作，并没学到杜诗的精髓，等他步入社会，经过主盟复社，同阉党阮大铖的斗争，特别是亲历了明王朝的覆亡及亡国后清政府对他的迫害，严酷的现实才使他逐渐认识到，“昔日论著，都无所解。”（[（10）]开始运用《诗经》风雅之道的宗旨，杜诗现实主义的精神对自己的创作进行了深刻地反思。
    清顺治九年秋末，侯方域离家南访，到达江苏宜兴时，“其邑之名贤”，“醵酒为会”来欢迎他。“饮竟，分曹赋诗。”；席间，友朋们“长歌短饮，咸极其致”，他触景伤情，极其沉痛地写道：
    因忆己卯（明崇祯十二年）寓金陵，其时桐城方检讨（方以智）曾为燕集，征召同人，今乃再见此举，且十五年矣！检讨之零落殆不可问，而一时同事者，若吴贵池之蹈刃而死，李华亭之赍志以殁，梅金吾栖迟于兰若，张修撰归逸于海上，风飘烟散，略已如斯，而江山之恨，禾黍之悲，从可识矣！呜乎！夫美酒十千，述诗见志，更唱予焉和汝，以流连而写物，此皆生逢太平，安乐无事者之所为也。诸君乃能于兵燹之后，收拾点缀，余又适逢其间，醉颜欲酡，木叶微脱，岂复知此身在异乡哉！
    当年复社、几社的故友，如安徽桐城的方以智，明亡后佐桂王抗清，流落岭南，杳无音信；贵池的吴应箕，明亡后组织义勇抗清，兵败被俘，蹈刃而死；江苏华亭之李雯，明亡后被逼仕清，饮恨而殁；湖北麻城之梅惠连（弦光时官金吾）明亡削发为僧；浙江鄞县之张煌言（明末官翰林院修撰）明亡后佐鲁王复国，兵败后流亡于海上。因而由当年故友们的生死离散，自然引起了侯方域的“江山之恨，禾黍之悲”；更联想到当年“美酒十千，述诗见志”，予唱汝和，流连写物的诗歌创作，从而使他悔恨交加。他针对宜兴故友们宴会上“长歌短吟，咸极其致”的场面，进一步写道：
    昔王茂弘过江宴新亭，坐中有泪下者，茂弘正色曰：“何至做楚囚相对！”论者壮之。然其后因循以为乐郊，高者耽胜于兰亭，下乃荒湎于桃叶。庾清鲍俊，抑且徒然，若夫西湖赏眺，遂至直作汴州，益复不足道；然则新亭之泣，盖终愈于《子夜》之歌也！呜呼！今之江左，视昔日又何如？诸君而绎余言，其尚亦当吟而辍，当醉而醒也哉！[（11）]
    激于亡国之痛，悔恨之深，他以东晋、南朝及南宋诸代亡国偏安的历史和亡国时代的文学为鉴戒；将耽胜兰亭之宴咏，荒湎桃叶之情歌，庾信的清新、鲍照的俊逸，以及卿卿我我的《子夜》歌等，统统给予评判，这无疑是对自己早期诗歌的一种反思。东晋、南朝、南宋尚且有一隅可偏安，而侯方域当年，早已是家破国亡，政治上无立锥之地，其处境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他告诉故友们，要“当吟而辍，当醉而醒”，决不能再写一些诗酒唱和、流连光景的作品了。
    侯方域于清顺治九年编纂《四忆堂诗集》时，将《晋斋诗集》中不符合自己论诗宗旨的作品全部删去，仅存六十二首作为新诗集的第一卷；其他五卷诗的编定和创作，也都是遵照他论诗的这一主旨而进行的。所以，我们今天读到的侯方域《四忆堂诗集》的这六卷诗，给我们展现了明末清初广阔的历史画卷，和在这一历史长廊中作者所表现的复杂而又丰富的思想感受。具有较高的社会认识价值。
    侯方域不仅以风雅之道的标准，杜甫诗作的榜样严格要求自己；同时，也用这一标准、榜样评价时人的诗作。如他在《壮悔堂文集》卷一《大寂子诗序》中评价彭宾的诗：
    大寂子著诗曰《偶存草》，以见存者皆偶尔，不独诗也，吴学士伟业论之详矣！又著诗曰《越州草》，乃过刘忠端、倪文正（按，即明末大臣刘宗周、倪元璐，明亡以死殉）诸公之里，而感慨系焉者。东海姜垓曰：“可以征诗人怨怒之一端也。”嗟乎，知言哉！既而，大寂子合其二集请叙于余。余窃以诗之工拙，视其怀抱。今大寂子之怀抱，殆不止属国留别，杜陵述哀焉，诗安有不工哉！
    侯方域因为彭宾《偶存草》、《越州草》两部诗集，反映了明末江南社友与忠义大臣为国而死的壮烈事迹，表现了作者的哀思与愤懑，而许为“可征诗人怨怒之一端”，俱有“属国留别，杜陵述哀”的怀抱，从而大为赞扬之。再如，他在《壮悔堂文集》卷二《戴黄门诗序》中评戴英的诗曰：
    先生诗名《陶庵》者，以彭泽自况也。……其为诗，诸体皆崛强而森严，澎湃而奇肆，不屑步趋彭泽。若谓之拟陶，非知此诗者也。昔杜少陵……其诗多忧悄之思，雄郁之气，亘古弥今，卓然不朽，其黄门先生之谓乎！
    戴英，明末官给事中，其《陶隐庵诗集》，反映了像杜甫那样忧国忧民的感情和像陶渊明那样倔强不屈的节操，故赞之。侯方域所讲戴英之诗非为“拟陶”，只是说二人风格不同，并无非陶之意。其《与方密之书》曰：“密之或他日以僧服相过，仆有方外室三楹，中种闽兰粤竹，上悬郑思肖画无根梅一轴，至今大有生气，并所藏陶元亮入宋以后诗篇，当共评玩之。”陶渊明由晋入宋以后的诗篇，只书甲子，不书刘宋年号，论者以为此乃不承认新朝之意。侯方域于亡国后之所以室藏陶渊明入宋以后的诗篇，并相约欲与方以智一起“评玩”，就是要以陶氏守节不屈的品操共励。侯方域论诗，主要“视其怀抱”，并非以风格不同论优劣。
    此外，他在《任王谷诗序》中指出，任元祥“不得志为诗，是又原本雅音”；在《司成公家传》中赞美其叔父侯恪，“为诗推杜甫”；在《书吴延仲集后》中，赞扬“其（古体）诗出《风》入《雅》，如《感秋》、《射潮》诸篇，皆深壮有当世之志”，而贬其“近体颇哀艳，在韩（偓）、李（商隐）间，非其至也”等等，皆以《诗经》、杜诗为尺度。
          二
    侯方域对诗歌发展的源流正变观点深受其雪苑前辈诗人影响，而对明代诗歌的评价和认识又多与几社诸子相合，但对几社诸子的诗歌又有所批评。
    明天启、崇祯间登上文坛的侯恪，持前七子之论，以大雅自命。朱彝尊《明诗综》卷六十六云：“侯公以史官秉南董之笔，为逆奄所恶。晚又忤乌程（温体仁），移留都，洵古之遗直也。诗以大雅自命，尝言：诗自《三百篇》后存亡者三：汉魏存矣，六朝亡也；唐存矣，五代宋元亡也；国朝正、嘉存矣，今又亡也。其持论深恶新体，伸北地（李梦阳）、信阳（何景明）而抑嘉靖七子，尤痛诋公安、竟陵流派云。”比侯方域大二十四岁的贾开宗在《四忆堂诗集序》中认为：“《尚书》以乐和诗，以和神人；孔氏断自商、周，定《三百篇》。……孔氏亡而诗亡。汉、魏、六朝，作者间出，然求其旨归于‘四诗’者鲜矣！千余载而唐，始有杜甫；杜甫者，非唐三百年一人也，孔氏删诗后一人也。……杜甫亡而诗又亡，其后又百年，明有李梦阳、何景明登其堂，正始在焉。”侯方域认为：“自唐杜甫后，大雅不作，至明乃复振。”[（12）]
    侯方域持雪苑文人的这些观点曾多次与几社诸子讨论。《大寂子诗序》云：“忆余年十八岁，交孝廉及考功、黄门。又四年，交周子与梁园。又一年交舍人于燕邸，又一年交徐君于金陵，先后咸相善。”崇祯七年春，彭宾、陈子龙，夏允彝会试京师，时方域随父侯恂在户部尚书任所，方域开始与几社订交，彭宾《四忆堂诗集序》回忆云：“余甲戌交朝宗，读其文，景慕其为人。”这以后与几社诸子进行了频繁的接触，崇祯十年秋，周勒卣游商丘，馆于侯方域家，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崇祯十一年侯方域应试金陵，又与徐孚远相交。当时陈子龙、夏允彝、彭宾、李雯、周勒卣、徐孚远互相唱和声施满天下，号称云间六子。侯方域看来，在诗歌方面有成就者首推陈子龙和李雯，他在《陈其年诗序》中云：“丁丑，余与黄门论诗燕邸，己卯与舍人论诗金陵，自以为尽意，无复遗恨。”他们在诗的正变源流特别是对明代诗歌发展的评价上是较为一致的。
    侯方域在《陈其年诗序》中，较全面地批评了明代诗歌的发展流变。序文开头云：“往余居梁园，去义兴千余里，其年再以书来，属于为论序，余报之曰：“风雅之道，于今绝矣，得子诚未易，此非可卒卒笔墨尽也，行当渡江，为吾子言之。”侯方域认为当时的诗坛没有继承传统的现实主义精神。对于这一点，诗人是经过慎重思考的。顺治九年十月，侯方域到宜兴，依据自己论诗的宗旨，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后三年而余至。……谓其年：子知明诗之所以盛与所以衰乎？当其盛也，北地（指李梦阳，梦阳庆阳人，古属北地郡）、信阳（指何景明，景明信阳人）为之，而琅瑘（指王世贞，王姓郡望琅瑘、历下（指李攀龙，攀龙历城人）之辈相与鼓而羽翼之，夫人之所知也；其衰也，则公安（指袁宏道三兄弟，他们为公安县人）、竟陵（指钟惺、谭元春，二人竟陵人）无所逃罪。吴趋诸君（指复社张溥、陈子龙等人），即数十年来更变迭出，而犹存乎蓬艾之间。余家中原，稍稍解此者，盖中原风气朴素，人多逡巡不敢为诗；惟其不为诗，诗之所以存也”。又云：“往云间有陈黄门（子龙）、李舍人（雯），皆起榛芜，以才情横绝一世，得其年而三；然则风雅之道，又未尝不在吴趋也。”他在《与陈定生论诗书》中还反复写道：“夫诗坏于钟（惺）、谭（元春），今十人之中，亦有四五粗知之者，不必更论。救钟、谭之失者，云间也。云间有病处，则深中今日之膏肓，即一时才调绝出之士，亦尚未免。盖钟、谭所为诗，虫鸟之吟；云间所为诗，裘马之气。大段固自不同，要不能无过。后惟陈黄门、李舍人力自矫克，归于大雅。然而其流风终有存者，三吴祖而述之，辄爱不能割，故今日能知云间之失，则才调绝出之士，不患其不进矣。”
    从以上论述可知，侯方域等对于李梦阳、何景明，明末的吴趋、云间即复社、几社诸子，虽然仅许以“登其堂（而未入其室）”，指出他们“有病处”，但因“正始在焉”、“归于大雅”，坚持了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所以给予了肯定。
    侯方域生当明王朝的末世，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大明危在旦夕的形势下，怀着一颗忧国忧民的焦虑心情，在文学上打出“风雅之道”及杜诗现实主义精神的旗帜企图使诗歌发挥政治功用，为现实斗争服务，本身是无可非议的。但他们的打着李、何的旗帜出现在文坛，这就受到后人的批评。
    当今学术界还有一个较为普遍的认识，认为“明代前后七子拟古之风泛滥文坛，虽经公安派反击，但余焰未息，明末复社、几社依然抱着七子的旗帜。”[（13）]其实，侯方域及其复社、几社的一些朋友之所以肯定“七子”，主要是因为李、何在明朝前期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台阁体统治文坛之际，提出“诗必盛唐”的口号，而不是他们拟古的诗歌主张。他们批评公安、竟陵，也主要是因这两个诗派背离了“风雅之道”，而将诗歌引向了超脱现实与幽深孤峭的狭隘境地，而不是他们的反对拟古的理论。侯方域对于当时文坛上的模似的形式主义倾向是进行了猛烈的批评，包括对于几社诸子。
    在诗歌的内容方面，侯方域极力反对“争喙学步”、“矫情曲意”的无病呻吟。《壮悔堂遗稿·宋放仲诗序》中云：
    自梅圣俞为诗而欧公序之，有“穷然后工”之论。于是凡天下放废无聊之人，方外游旅之士，莫不自托于歌吟声咏之间，沾沾以为能。即有身世通显者，考其著作，亦多矫情曲意，务欲叩寂寞之音，绘幽忧之状，盖所谓“和平者难工，而愁叹者易好”。沿袭仿佛，莫之易也。吾少而学焉，亦以欧公之论为然。最后读宋子《古竹圃》，乃知欧公之序圣俞，特有所寄寓感慨，以求工其文，非定论也。宋子之诗，神苍骨劲，格高气浑，举当世数十年争喙学步之病；一切空之，直由盛明接于盛唐。国幸为之论定之后，易去其回惑而得指归。吾则甚服其冲融大雅，油然悠然，从容自适，而工者自莫之及，未尝有孤臣寡妇之怨悲，鳄鱼鹏鸟之祲怪，引藉为激壮也。
    再如，在艺术方面，侯方域又极力反对“千幅同裁”、“新声竞奏”的形式主义倾向。《壮悔堂文集》卷二《梅宣城诗序》云：
    夫当世之为诗者众矣，或侈衣冠之威仪，则千幅同裁；或叩响籁于寂寞，则新声竞奏。宁非所谓烟墨不言，受其驱遣；纸札无情，任其摇襞！故烦杂而无当哉。
    这里所批评的“矫情曲意”、“沿袭仿佛”、“争喙学步”和“千幅同裁”、“烦杂而无当”的新声，主要就是针对明末浮靡文风和模拟文风而发的。
    侯方域完全同意“七子”对“宋人主理作理语，于是薄风云月露，一切铲去不为”[（14）]的批评，他在《与陈定生论诗书》中写道：“今夫日月与山水者，天地之色也。光者，日之色也；阴者，月之色也。山之色，烟云互变；水之色，澄碧相接。若尽欲刊落而空之，举目黯淡，何古何今？无怪乎风人才子，不肯服也。”但是，他也不同意“七子”及其后学（包括云间诸子）和变“七子”之格的新派在形式上摹拟古人的作法。所以他在《与陈定生论诗书》中紧接着又写道：
    顾今日所为色，大率皆借也。借何可久？天地威施又何必借！若其本不西而东，不南而北，藻绘雕饰，徒自苦耳！故必洗尽天下之借色，而后天下之真色始出。
    在该文中，侯方域还批评了“七子”及其云间诸子喜欢摹拟古题乐府的风尚。他说：
    今人往往好为乐府，仆谓如《郊庙》、《铙歌》诸题，皆古人身在其间，铺张赓歌。今无其事，辄摹拟之，即工亦优孟衣冠而已！若不求尽似其音节，又何必其题？白香山尝有新乐府，得风人之旨，不可以其生盛唐后，轻非之也。
    古乐府中的《郊庙歌》，乃“王者成功”后所作以郊天地、祀宗庙的乐府；《铙歌》乃当时将士征战后奏捷献功的军乐、凯歌。白居易的新乐府，“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15）]，也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16）]的现实主义诗篇，皆非摹拟而成。侯方域认为，过去的古乐府，皆“古人身在其间”，白居易的新乐府，亦为他耳闻目睹之实事，且为“救济”生民之病，“裨补”时政之阙而发，“得风人之旨”，虽然不合“诗必盛唐”的主张，亦仍然予以肯定，并大力倡导之。
    《与陈定生论诗书》是侯方域系统诗歌主张的专论，在该文中，他还批评竟陵派“今之作诗者，言风言情是已，此道钟、谭亦尝论之。木偶何尝不类人形？无情故也。”在《书彭西园集后》一文中，他还写道：“彭西园，字尧俞，余乡人之前辈工为诗者也。少多读书，有气调。尝游京师，遇竟陵钟惺，与谈不合，奋拳欧之。当是时，惺方倡异说蛊惑天下，见者莫不拱揖下拜，西园独勇于拥卫风雅如此。”竟陵派虽然也讲“情”，但他们的所谓“情”，即其《诗归序》中所讲的“幽情单绪，孤行静寄”，及其“孤怀”、“孤诣”等。在诗歌创作中表现这种“孤怀”、“单绪”，其结果势必同拟古主义者殊途同归，而将诗歌创作引向脱离社会现实生活的歧途；所以遭到“早所学杜甫”，“晚而学白居易”的彭西园反对。
    侯方域虽然许以“云间所为诗，裘马之气”（大雅富丽，有豪雄气象）”，但“要不能无过”，其“病处”就在于脱离现实的模拟文风。但“陈黄门、李舍人力自矫克，归于大雅”。陈子龙在公安、竟陵的脱离现实的末流泛滥文坛时，曾一度续振七子堕绪，但到崇祯后期对七子的拟古主义理论亦有所认识，他在《六子诗叙》中历叙了自己十余年苦心学诗，曾摹拟乐府古府而未能成功的探索经历，叹息道：“献吉、仲默、于鳞、元美，才气要亦大过人，规模昔制不遗馀力，苦加椎驳，可议甚多；今人之才不如诸子，而放乎规矩，猥云超乘，后世可尽欺耶？”最后他指出：“而诗之本不在是（模拟），盖忧时托志者之所作也。苟比兴道备，而褒刺义合，虽途歌巷语，亦有取焉”。“夫作诗而不足以导扬盛美，刺讥当时，托物连类而见其志，则是‘风’不必列十五国，而‘雅’不必分大小也，虽工，余不好也。”这些观点显然与拟古的形式主义和公安、竟陵末流的脱离社会的文风不同，所以，侯方域认为“归于大雅”。但是，云间的“病处”在当时的江南诗坛上并没有得到纠正，“即一时才调绝出之士亦尚未免”，“三吴祖而述之，辄爱不能割”，所以他顺治九年到江南访友时，在诗界造舆论，就是要救“云间之失”。他上承陈子龙“忧时托志”、“刺讥当时”的观点，进一步提出了诗歌应“忧时悯俗，托物见志”的主张。他在《王彤生诗序》中指出：
    昔人如刘琨、温峤，皆以匡济为志，不必有意为诗，而诗卒以传。盖当吾世，而（应）忧时悯俗，托物见志，非徒求之声咏而已。
    事实证明，赞同李梦阳、何景明等以诗文复古运动来反对台阁体的人，并不一定就都是拟古主义者，甚至也不一定都完全赞同其诗文复古的理论及其拟古的诗文创作（切勿误解为“七子”的诗文皆为拟古之作）。以侯方域为代表的商丘文人集体之一的徐邻唐，在其《壮悔堂文集序》中就认为：“诗之所以越宋元而直同于唐也，梦阳、景明之功也；文之所以芰蔓无章者，梦阳，景明之过也。”这是雪苑诸子的共同看法。他们仅同意其师唐宗杜的理论主张，而不赞成其拟古的倾向。至于对“文必秦汉”的批评，那就更加尖锐了。
    注释：
    （1）王士祯《西山唱和集序》、《清史列传·文苑·侯方域》。
    （2）贾开宗《侯朝宗本传》
    （3）《壮悔堂文集》卷三《与陈定生论诗书》。
    （4）《壮悔堂文集》卷六《四忆堂记》。
    （5）《壮悔堂文集》卷二《戴黄门诗序》。
    （6）《壮悔堂文集》卷二《陈其年诗序》。
    （7）光绪本《侯氏家乘》
    （8）徐作肃《壮悔堂文集序》
    （9）钱谦盖《初学集》卷三十五《赠侯朝宗叙》。
    （10）《壮悔堂文集》卷三《与吴骏公书》
    （11）《壮悔堂文集卷二》《阳羡宴集序》。
    （12）《壮悔堂文集》卷五《司成公家传》。
    （1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钱谦益《初学集》之《出版说明》。
    （14）李梦阳《缶音序》。
    （15）白居易《寄唐生》诗。
    （16）白居易《新乐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