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侯宝璋先生逝世四十周年

丘小庆

    我和侯宝璋先生（爷爷）并未直接谋过面，却欣赏过不少他撰写的论文、讲演稿、收藏的字画、手写的笔记和书信等。还听奶奶廖文瑛、岳父（大伯伯）侯助存、二叔侯建存、舒奶奶（胡洁青，老舍夫人）、母亲丘建春和许多长辈讲述了不少关于他的故事。我所钦佩的是这位老先生做人的气节和风度、治学的严谨和睿智、以及他广博的涉猎和学识。我老觉着我应该这些趣事写出来和华西坝朋友们共享，时值老先生逝世四十周年，写出这些趣事也算是对他老人家的思念吧。

    爷爷出生于安徽凤台县一个破落财主家庭。幼年生活的拮据并未夭折他求学的意志。进入怀远的“洋学堂”之后，他一直是全校学习的佼佼者。大概是出于智者的本能吧，“君子好逑”的爷爷早就心仪于隔壁“女洋学堂”的学生廖文瑛了。
    奶奶廖文瑛，安徽怀远一个大家庭的 “廖四小姐”，其家族中有数位是中国历史中的“名人”：先祖年羹尧（这是可以查到族谱的，但奶奶不大讲此事，因为年羹尧是被皇帝杀了头的）和娘舅李鸿章（大伯伯和二叔讲此事是否真如奶奶所言，不敢十分断定，因为文革时有关资料和照片大部都被毁掉了），无怪每次电视里一讲到“卖国贼”李鸿章，奶奶必从沙发上跳将起来，破口指责：“你胡说八道”！奶奶是当时怀远 “女洋学堂” 中的学习佼佼者，每次放学回家，必引来不少 “男洋学堂” 学生们颇高的“回头率”。

    可是那时的“男洋学堂”和“女洋学堂”的学生们是绝对不能来往的，怎么办呢？聪明的爷爷自有他的“高招”：不知他用什么办法说动了“男洋学堂”的洋人校长，带着他来到“女洋学堂”的洋人校长办公室，由“女洋学堂”的洋人校长把廖文瑛叫到办公室与爷爷见了面，从此开始了奶奶和爷爷的“情缘”。这之后爷爷坚持了数年的书信来往，持续不断的向奶奶抒发他的爱慕，然 “廖四小姐” 却一直未予首肯。直到爷爷考上协和医学院，即将赴京求学的前夕，一封哀婉的来信 “文瑛，我已爱了你三年了，为了爱你我都得上了肺结核，你就可怜可怜我吧….” 终于打动了奶奶，他们在怀远举行了该县开天辟地的第一遭“文明结婚”， 让 “廖四小姐” 风风光光的成为了侯宝璋夫人。（此乃奶奶常向我回忆的辉煌往事，大伯伯和二叔等子女们均坚决否认爷爷会写出这样的信。可不管怎样，我还是挺佩服爷爷的智谋的）

    办完了人生的一件大事以后，爷爷意气风发的进京求学了。那时的爷爷穷得叮当直响，怀里只揣着四十文铜钱。而在学校里，他的成绩可是，呵呵，乖乖隆的咚，好得不行不行的。他是一个精通了孙子兵法“知己知彼”信条，极有自知之明的学者，对自己一生的发展早就作出了十分客观的选择。 多年以后，他告诉了大伯伯（长子侯助存）他选择的理由：“我的文学功底好，记忆力好，英文也不错，但与同班们相比，数理比他们差，因此我选择了病理学专业”。那时的协和，是现在协和医学院的前身，教育和生活都是完全洋化的（这可能是现在那些哈韩、哈日、哈美年轻人梦寐以求的学习环境吧），可爷爷们并未因此舍弃中国人的气节和骨气。为了抗议校方对中国工友的虐待，爷爷们曾集体罢课。校方的威逼利诱使大部分同学都复了课，惟独侯宝璋就是不复课。于是校方将侯宝璋“贬”到了山东。

    遭遇人生的一次挫折之后，爷爷并未气馁，他在山东教会医院的出色工作终于给了他又一次求学的机会：到德国进一步深造病理学。当时德国的病理学造诣是世界之巅，欧美各国学生们无不趋之若鹜。爷爷师从的病理学大师皮特教授是一位十分严厉的犹太人（也因为这份固执，他谢绝了他的学生们让他逃离德国的所有努力，最后惨死在纳粹集中营里），爷爷到他实验室的第一课就是做组织中的结核杆菌染色。有多年的熟练工作垫底，爷爷只用了二十分钟，就染好了一般学生往往需要好几天才能做好的片子。爷爷兴冲冲的拿着做好的片子进了皮特教授的办公室。教授看都不看他一眼，随手接过片子就往地上一扔，将片子摔了个粉粉碎：“你根本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做出片子！” 爷爷在暴躁的教授面前将中国人的涵养和矜持发挥到了极致：他一言不发，轻轻退出教授的办公室，笑眯眯地到实验台上又拿来一张同时做好的片子：“请您还是看一看吧。” 面对如此修养的中国学生，教授只好把片子放到显微镜上…..看完片子之后，皮特教授惊愕地瞪大了眼睛。从此，P.C. Hou（爷爷名字的英文缩写）得到了教授的格外眷顾。

    爷爷是一位天才的外交家，又具极好的个人魅力。在德国求学期间，他与来自欧美的留学生们建立起了真挚的友谊。这些人日后都成了欧美病理学界的台柱，也等于就是为爷爷在全球病理学界建立了广泛的学术联系。

    回到济南之后，爷爷在齐鲁大学任教。不知为什么，他总是能和“洋人”建立极好的交情。洋人们在学校治学和管理方面，总是要先听听他的意见。因此他在齐鲁有了“不是校长的校长”之称谓。除了在病理学方面辛勤耕耘之外，爷爷在中国文学方面也有相当的造诣。他在齐鲁最要好的哥们（儿），就是舒舍予爷爷（老舍先生）。他们常在一起讨论和切磋。文学教授舒爷爷那会儿写了不少儿童文学作品，写好之后，先念给大伯伯、二叔、三叔他们听，如果他们满意，他就拿去发表，不满意，他再去修改。我们小时候熟悉的“宝船”，大概就是这时期舒爷爷的“大作”。 大伯伯他们的小学老师，老舍夫人舒奶奶告诉我；“你爸爸（指大伯伯侯助存）老实极了，一点（儿）也不像你的叔叔们（指二叔、三叔），活猴（儿）似的！”（舒奶奶是旗人，那一口纯正京片子说出的这一段逗死个人的话，至今还在我耳畔荣绕）。爷爷从不与官员打交道，但在国府里他也有几个好朋友。冯玉祥将军大概就是在这一段时间成了他的挚友的。

    好景不长，日本人在37年打了过来。爷爷照例又在奶奶的安排之下，早早的“逃”到了武汉。奶奶和她三姐带着七个小孩、二十七口皮箱回到了怀远老家。到家之后听说日本人专杀中学生，奶奶立刻乘船送大伯伯和二叔到蚌阜乘火车去武汉。一到蚌阜火车站，奶奶眼见那逃难的情景，赶快叮咛大伯伯说，你们先走，我马上返回怀远去接孩子们。大伯伯和二叔正暗自庆幸可以两人“自由”一下了，谁知一上火车即遇到爷爷的技术员马先生（马先生后来是西安医学院的病理教授），马先生义不容辞地把他们俩“押送”到了武汉与爷爷会合。奶奶带着五个小孩（小姑姑还抱在怀里呢）、二十七口皮箱和三姨乘船自怀远赶到了蚌阜火车站之后，奶奶凭着都是基督教徒的“缘分” 与一群国军军官和太太们结伴而行，平安到达了武汉与爷爷会合（真佩服廖文瑛女士处理应急事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