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什么都可以写，但最高境界一定与历史有关。这是因为历史本身太像散文了。 ____余秋雨

    初秋时节，偶遇上没有骄阳，这是长时间憋居在家里避暑之人外出透气的日子。我忽然想起了侯村，没有做任何准备，携着妻儿，说走就走。汽车下了乡镇公路，又上了村村通的水泥道，窗外是典型的丘陵地形，望着就要到了山脚，车一转，又渐行渐远。过了孔塘，路边偶见枣树，结得一树大枣，满满地将树枝拉下，车在树旁经过，儿子大叫：“我差一点抓到一个！”

    下车就到了侯村祠堂，大门紧锁着的。从外观看，轮廓仍在，宗祠坐东向西，粉墙青瓦，三排马头墙高高耸立在茂盛的树叶之上，透露着雄伟、庄重与古朴的气息。典型的徽派建筑风格，标记着明清时期徽州商人在大江南北的影响，他们的建筑式样跟随经营的足迹普及到通都大邑和偏远山村。难怪恩格斯指出：社会的发展变化，是从商人经营开始的。绕到侧面，清晰看到第三进最高大，那是祠堂最重要的场所——寝堂——祖先灵位安放之地。大门上方的木雕保存尚好，人物、鸟兽、花草依稀可见，我心里暗喜：果不枉此行。

    我打听到保管钥匙的侯氏后人，在说明来意后，很高兴地为我开了门锁。在门口向里一望，整座祠堂内景空空如也，通过一个门洞，我径直看到尽头，偌大的建筑只剩下几十根支撑房架的木柱，粗粗细细地黑着身子矗立着。站在“四水归堂”的天井当中，抬头盯着古人也曾见的那块天空，顿时觉得自己很好笑，好像是一场精彩的演出，等我赶到时已经落幕了，繁华不再，人去屋空。我又能说些什么，写下怎样的歌咏文字呢？我能做的仅是从不绝如缕的余音中苦苦探寻。

    前进内一块残碑引起我的兴趣。我觉得在这所占地1170多平方米的建筑内，最有价值的就是这块石头了。可惜上面的文字已在岁月中剥蚀殆尽，我睁大眼，用全部的力量辨识上面的字迹。而郎溪《侯氏宗谱》早已毁弃，那么这段文字将是对侯氏以及宗祠最有力的记载，也是我们突破时空限制，触摸历史余温的机会，更是与先人在精神领域沟通的唯一渠道。此前，有文章对侯氏宗祠的建筑价值与特点进行论述，但只要到古徽州走走看看，毫不讳言，在众多方面，它远比不上绩溪龙川的胡氏宗祠；也不及歙县呈坎的“东舒祠”。而唯有这段文字是独一无二的。碑名为《祠宇碑记》，由于石碑下部剥落，我只能转述大意。祠堂是侯氏于清代乾隆年间（1736—1796年）始建，先建造的是寝堂，安放先人的灵位；至嘉庆二十年春（1815年），三进（仪门、祭堂、寝堂）告竣，形成现在的格局。修建祠堂目的，为了“尽溯本追远之道，致孝敬享之谊”。该碑刻立于清道光丙戌年（1826年），碑的左半部是侯氏各房子孙捐款修葺祠堂的记录，主要是“曾九、春二、春三、春四公四房”，有丁174人。但筹集的款项只有工匠预计的十分之三，“事极艰辛，人心不齐”，又感叹“先人创业维艰，子孙守成勿替”，于是有人挺身而出特捐款物，终使祠堂得以修葺一新。能想象到，侯氏家族的兴盛不到100年，此时封建社会快走到尽头，风俗暗变，“渐渐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这不仅是家族的尴尬境遇，更是时代风云变化的缩影。

    寝堂门洞一幅石雕对联虽遭受斧凿，但其文字已入石三分，难以铲平，我还是辨认出了，“刻桷丹楹溯派别，忾闻僾见衍椒聊”，横联“报本追远”。“椒聊”，典出《诗经·唐风》，称赞妇人多子女。上方的石雕有些模糊，多是“立马封侯”、“一门三进士”等文史故事。既表现了侯氏对祖先的崇敬，又蕴涵着光宗耀祖，壮大家声的期望。楹联最下方各是一幅“狮子滚绣球”图。左右各是两只狮子，神态憨厚、可爱，栩栩如生；虽对称成图，但各自动态、表现又不相同，这就是徽派建筑讲究对称与不对称的辩证统一；整个祠堂形成一个封闭的环境，严密、庄严、肃穆，而又在细小处（砖雕、石雕、木雕）蕴藏着变化，生动形象，充满活力。这也是古人的思想凝聚，用意深刻。寝堂虽与第二进——祭堂——用门洞相通，但又相对独立。以高墙与之隔开，在建筑内部形成一条约一米宽的滴水沟。这样做主要出于防火考虑，寝堂地位是最重要的；另外，三进屋子在不同时间建造，因地制宜也是出于实际。

    寝堂是存放族内先人灵位重地，不仅是族人精神的归宿，也是接受后人祭拜的场所。对于那些败坏家族声誉的成员，除了接受族长的惩罚外，死后灵位不准入祠堂，家谱中将之除名，不做任何记载。其家人也将为此感到耻辱。这让我想起明代歙县商人汪直，在东南沿海对外经商，后来沦为海盗，并引倭寇在沿海一带抢掠。胡宗宪设计擒到汪直，在杭州将之处死。汪直家人偷偷将其安葬家乡的偏僻处，不能葬在祖茔，墓碑上写的却是“王氏祖墓”，真是“隐姓埋名”。此外，避免引起注意，更用茅草遮住墓碑。我们的先人在家庭教育中有很多智慧的方法，警醒、鞭策子孙，无论为学、经商、做人、力耕、出仕，都要有标准，见贤思齐，树立荣誉感，为后人做榜样。今天看来，仍具有一定的价值。

    《郎溪文史资料》上一篇记载侯村祠堂的文章说，“遍查地方史料，均未见有关侯村及侯氏家族、宗祠的记载”。（《郎溪文史资料》第四辑，169页）我当时也觉得不解，后来陆续利用时机，查阅了《广德州志》（清·胡有诚主修）、《建平县志》（清·卫廷璞编著）等古代史志，确实不见记载；也一直把它当做一个问题。不久前，有幸拜读了《郎溪岑氏文史》（家谱资料），综合在一起，才恍然大悟。在明清时期，宗祠在江南普遍建立，建造之风气重于北方，几乎每姓必有祠，各氏必有谱。就郎溪岑氏而言，“到清末，（岑氏）共建宗祠四十八座。”主要分布在现今的梅渚、凌笪和岗南等乡镇境内，其中凌笪有一座岑氏支祠被称为“乡村宫殿”，特别气派，连当时的县尹（县令）都想据为己有；梅渚镇上有“园林式建筑”——“（岑）鹤公祠”，更是别具一格。鼎盛时，岑姓人口达六七万，时称“岑半县”。这样看来，侯氏宗祠在当时也只不过是众多宗祠中普通的一座；侯家的影响力还不够大或是不够久远。那么，在众多的地方史志中不见侯氏人物的记载，应该是正常的啊！我可以初步确定，侯氏在当地依靠土地起家致富，逐渐成为大族的。在封建社会里，这样的家族，仅依靠土地要想长远保持望族地位是很困难的。紧接着，又会产生一个问题，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么多的祠堂都湮灭了，为什么独侯氏宗祠幸免于难呢？只要亲自来一趟，就知道原因了。侯村地处县城东部，多山地，侯氏宗祠就背靠着山，地方较为偏僻，交通不便，若干年前是一处相对隔绝的环境。正是如此，躲过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破坏；避开了日本侵略者罪恶的焚烧。解放后，在“破四旧”的政治运动中，也有人要拆侯氏祠堂。当时祠堂被征用作了蜜枣加工厂厂房，有心人在祠堂大门口砌上一堵墙，挡住其气象，另在北山墙上开门（至今仍见痕迹）。所以，祠堂内部毁坏殆尽，而大门上的雕刻才保存较完整！真是枣子“救了”侯氏祠堂。这是当地两位耆老告诉我的，亲见、亲历、亲闻的事情，我相信。有时，坐在书桌前苦思冥想也解决不了的问题，会在实境中找到答案。

    出了大门，我们沿着山路登上后面的山顶，往下一看，房屋鳞次栉比，尽在眼底，侯村如在盆中，平坦处多是稻田。枣树是随处可见的，山腰山脚，房前屋后，溪旁路边，它们是最自然的风景。树树都结得水泄不通，伸手可摘。印象中，在平原地方，枣树长得老高，要吃枣，必须先会爬树。等车时，随意在村里走着，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甜味。我亲见了手工制作蜜枣的全过程，给枣子打纹路、煮枣、烘枣等工序很具传统色彩。热情的村民请我们尝尝刚出锅的蜜枣，其色泽金黄剔透，其味道甜而不腻，软而不粘，余味长远。苏轼有诗：“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我看侯村值得一来，侯村蜜枣更值一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