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艳芳

    素有天下第一斋、民间故宫之称的荣宝斋，是民族文化的窗口，一代名流书画家使她走向了繁荣
    爱喝醋，喜欢抽登喜路，四天一瓶“竹叶青”
    至今不会打领带，平时就用“一拉得”糊弄，重要场合儿子给打的领带，晚上舍不得解开，只是松开后第二天接着套在脖子上“臭美”
    一幅徐悲鸿的马至少卖5万元，而仿制一幅成本只有15元，几乎难辨真伪，如今，“名人字画”卖了罗卜价，造假之风盛行，别坏了琉璃厂的名声
    那些并不爱字画、并不懂字画的“大款”在拍卖场将名人真迹的价格抬得高不可攀，之后通过竞拍弄到手了，只是图拍卖现场的一时风光，可名画拿回去就不知道丢到那儿去了，对此我很痛心
    上午9点钟，记者准时来到宣武区万明路侯恺的家，侯恺迎出来时，穿了一件灰色的毛衣，脖子上精心打了一条领带，乐呵呵的。已经79岁的老人依然神采奕奕，在书房里他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我是山西老西儿，入主荣宝斋时只有28岁”追忆似水流年，侯恺感慨万千。1950年国家投资接办了荣宝斋时，出版总署宣布投资5万公斤小米，折合人民币旧币9000多万元。侯恺出任荣宝斋建国后第一任经理。
    荣宝斋创建于1672年，堪称老字号，前身叫松竹斋，是一家颇有名气的南纸店，主营文房四宝，兼营中国传统的文玩字画，服务于当时的文人墨客。清朝时各地来京科举考试的人，都从荣宝斋买到参考书和笔墨纸砚。
    荣宝斋地处北京琉璃厂，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但是在侯恺接办初期，接收过来的私方充作股金的“商品”，就是一些诗笺信笺、古墨端砚和零碎南纸及当代书画家们的字画，而这些所谓的商品，与当代社会现实生活相距甚远，生意寥寥，侯恺整天为店里不景气愁得慌。
    1952年，荣宝斋特请郭沫若同志重新题写了荣宝斋匾额。
首都是文人荟萃的宝地，有很多社会贤达、名流，他们的文化需求使侯恺悟出了荣宝斋发展的门径。他认为要在木板水印出版上多下功夫。在侯恺的倡导下，荣宝斋首先印制了敦煌壁画，接着又从收藏的画库中，选出笔墨简练的“新罗山大幅花鸟”印制出版。之后又出版了齐白石、徐悲鸿以及当代著名国画家的作品，这些精美的作品，除了作为国礼赠送给国际友人，还供国内外各大博物馆、图书馆、学术团体收藏。其影响蜚声中外。外宾们得到这种礼品后，纷纷到荣宝斋造访。
    光顾者络绎不绝，其中不乏名流、部长、将军，直至国家元首，从此荣宝斋名声大振，成为一个涉外文化企业。齐白石、徐悲鸿、王雪涛、李苦婵等绘画大师亲自到勾刻、印、裱生产车间具体指导，使这一传统的印制技艺，由起初的仅能制盈尺小幅的诗笺、信笺，提高发展到可以印制丈二匹的巨幅名作，并由纸本发展到印制古代绢本名画，甚至印制出版了宋元明清的名家名作，积100多年沧桑累计出版6000多个品种。
    荣宝斋的宣纸韧而润，堪称上品，这都是侯恺千里迢迢从安徽泾县求来的。那时，由于销路不好，安徽泾县的宣纸小作坊纷纷停了产，荣宝斋的宣纸断档。1952年春天，侯恺拿着一封介绍信，去了安徽泾县。在造纸的山洞里，马灯摇弋，借着微弱的灯光，见当地的汉子们光着膀子，打着赤脚在一个水坑里踩来踩去，县里的陪同人员讲：“这是在踩纸浆。宣纸的生产以檀皮和高秆稻草为原料，檀皮为安徽泾县特产，宣纸檀皮的成分越高，质量越好。”宣纸的工序相当复杂，先将檀皮浸泡，再用石灰发酵、蒸煮、踩浆、竹帘捞、凉干等，侯恺感叹：“一张宣纸生产出来真不容易呀！”
    回到北京，侯恺写了一份报告，意思是应该扶植安徽泾县的宣纸，由荣宝斋负责包销。许多年以后，当侯恺再一次来到安徽泾县时，这里的宣纸生产已经发展成集团规模。没有荣宝斋，自然就没有安徽泾县宣纸业的今天。
    “为发展中国的书画艺术，荣宝斋一般储备宣纸500吨，使宣纸存放5年以上，经过多年的氧化，书画家使用起来更加得心应手。要知道，宣纸与酒一样，越陈越好。”侯恺说。
    荣宝斋从一个濒临破产的私人企业，发展到现在财源茂盛、声名卓著的国有文化企业，侯恺倾注了大半生的心血。在侯恺府上的客厅里，挂着郭沫若的一幅字和吴作人的一幅金鱼图，“别人出多少钱我也不会卖的。你看，吴作人的金鱼画得栩栩如生，瞧一眼就是一种享受。”另一个房间里，王雪涛的公鸡图活灵活现，好像要跑出画面。与夫人年轻时的合影镶在镜框里，立在书房的窗台上。“我和夫人结婚50年了，那天，与儿子们聊天，说起与太太结婚的半个世纪，儿子们立刻兴奋起来，说爸爸妈妈应该好好庆祝一下，于是，在西苑饭店的一个餐厅，全家老老少少撮了一顿。”侯恺的老伴儿白燕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老编辑，儿子们在书画上均有造诣。
    “我最小的儿子都已经46岁了，大孙子都参加工作了，我能不老吗？”刁着烟的侯恺说。
    如今，侯恺每个月的离休费能拿到1600元，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很知足。
    谈到今日的琉璃厂，侯恺不讳言假货充斥。他说：“这不奇怪，现在，你到琉璃厂西街牌楼后面看看，不难发现那些造假字画的个体户。启功的一副对联真迹至少4万元，一幅字至少40万元，现在在琉璃厂，40元甚至更少的钱就可以买到一副启功的字，赝品真是如此猖獗。”
    中国历代书画艺术流传至今，真迹数量很少，堪称稀世珍宝，许多原作大都是国之瑰宝，是不宜拿出来出版的。从50年代初期开始，荣宝斋组织画师临摹仿制历代的名家字画，多取自故宫博物院和荣宝斋收藏的名家书画原作。从制绢、染绢到反映原画的笔墨色彩，都是技艺超群的，但都在字画上注明是复制品。这是满足字画爱好者的鉴赏需要，但近年来，一些店铺在利益的驱使下，大量复制名家字画，不标注复制品字样，愣说成是真迹，挂在门市里，蒙中外消费者，这是不道德的。
    近年来，书画拍卖一浪高过一浪，“你去拍卖场看看，都是那些并不爱字画、并不懂字画的‘大款’把名人真迹的价格抬得高不可攀，之后通过竞拍弄到手了。但据我了解，这些有钱人只是图拍卖现场的一时风光，可名画拿回去就不知道丢到哪儿去了，根本不懂字画的真正价值，不懂得保存，这是对国家文化传统的糟蹋。”侯恺说。
    想一想早年自己在荣宝斋任职时，谁买走了哪幅名人字画，都要登记在本子上，因为无论是谁买走了，都是国家的文化财产，要知根知底。
    尽管已经离休16年了，但他经常到琉璃厂逛逛，穿过那些熟悉的店铺，感慨时光的飞逝。有时也与荣宝斋店里的老技工回忆“5万公斤小米”起家的发展史。他真希望琉璃厂的商家好好珍惜荣誉，别让假货坏了名声。
    侯恺小传：
    百年沧桑的荣宝斋历史上任职最长的掌门人之一，目睹了荣宝斋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兴衰变化。他1922年出生于山西左权县，1937年参加救亡工作。1938年秋，调到新华日报、胜利报辽县办事处，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太行区党委、129师、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工作。1942年秋，赴延安滞留西北120师，先后在晋绥边区抗联、文联、晋绥日报社从事美术工作，1947年，返太行大众报社。1948年秋，调石家庄组建大众美术社，1949年调到出版总署，1950年入主荣宝斋担任经理，直至1985年离休。

     《市场报》 (2000年04月23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