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上世纪60年代初来湖北视察时，曾对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说：“你们湖北黄冈有位湖北农民运动的领袖陆沉，1927年上半年我去过他的黄冈老家，是他向我介绍湖北农民运动情况的。”上世纪20年代，陈潭秋、恽代英、林氏三兄弟、李求实、刘子通等，与卢斌家关系甚密，卢斌家安排一间房子，供他们学习、讨论，家里还有《新青年》报。卢斌（陆沉）长女1920年9月5日出生后，经常在卢斌家商讨革命工作的恽代英、李求实为之取名为卢求真，意为追求革命真理。卢斌结发之妻王玉莲回忆说：那年正月十五，他们利用回龙山玩灯会的机会开展革命活动，我在外面以做针线活作掩护为他们放哨。当时，他们反对妇女包小脚，要求妇女剪辫子。恽代英人长得高大清瘦，戴眼镜，很和气，他的老婆沈保英、沈保秀我都认识；李求实人也很好；林家兄弟总在我们家玩；毛润之我也认得，人长得高大秀气。他们还帮我们做点事，看到农民没鞋穿，连忙把脚上的鞋脱下来给别人，没钱他们就给钱。卢炽母亲多次回忆说：老太讲毛润之曾三次来过卢斌家。

1999年1月6日中共湖北省党史研究室给卢求真的信：“你的父亲陆沉在党的创立时期、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作了大量革命工作，大革命时期还曾担任湖北省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全国临时农协委员，这些情况我们已经作为湖北革命历史的一部分，写入了即将出版的《中共湖北历史》一书，作了充分肯定。1928年陆沉离开湖北后，其活动情况，因资料缺乏，我们了解不多，至今尚未发现证明他打进敌阵营工作的相关材料，所以不能给你满意的答复。有关情况，请你就便通过其他渠道进一步查实。”2006年4月，中共湖北省委党史办公室李福珍同志告诉卢斌嫡孙卢炽：湖北省委充分肯定了陆沉同志在革命时期的历史功绩和抗战中的功劳。

原在湖北省司法厅工作的中共党员、湖北省政协委员卢啸鹤系卢春山之子，卢春山与卢斌为堂兄弟，由卢春山父亲当家，直到解放后才分家。2002年10月，当年79岁高龄的卢啸鹤，对年介六旬的侄子卢炽讲：把老一辈的事情搞清楚，是我们的责任。你爹肯定是革命的，原省委有位老同志曾多次提起你爹，还到黄冈问过当地人。1925年，你叔爹卢春山为革命积劳成疾，是你爹卢吉山通知武汉地下党组织，用火枪和轿子把他护送回黄冈老家。他们兄弟俩的感情非常好，为了革命工作，当时你爹在广州未能回家看上你叔爹一眼。1938年端午节过后，你爹捎信到乡下，要你大老爹（卢春山的父亲卢万利）来汉口，送我们姐妹兄弟几人，到恩施建始县读联中。你爹赴山东抗日战线前，肯定与董老和周总理等有联系的，不管怎么讲他们是老朋友。从那时起，卢炽就开始与其姑妈卢求真一起收集有关卢斌的材料。2003年10月卢啸鹤去世，今年7月10日享年90岁的卢求真，带着一种深切的期盼也长逝了。

湖北农民运动的领袖

卢斌（1899-1940），谱名世延，字吉山（珊），革命化名陆沉，生于1899年农历冬月19日，系“江西填湖广”迁居麻城始祖卢福二20世后裔卢万丰与梅氏之子，湖北团风县（原黄冈县）回龙山镇戴家冲人，与林彪、李四光同乡，第五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卢斌早年就读于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五四运动在武汉》记载“1920年4月某日，恽代英、唐际盛、林毓英到黄冈卢斌住处商议办学事宜”， 筹办浚新小学，并在浚新小学任教，同时在浚新小学任教的还有其堂弟卢春山。《红色黄冈》记载：“浚新小学，是黄冈县白羊山下一所普普通通的乡村小学。但如同当年20多位朝气蓬勃的青年一样，这里茂林修竹，充满生机。1921年7月16日—21日，恽代英、肖楚女、林育南、李求实、唐际盛、李书渠、廖焕星、卢斌，还有毛泽东派来的易礼荣等一群进步青年在此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们商议建立革命团体，成立‘共存社’（波社），公开宣布拥护马克思主义，主张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改造社会，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共存社成立当天，湖南派易礼容前来参加，主席台上讲话的有恽代英、林育南和卢斌等，工运和学运骨干分子卢春山也参加了会议。

卢斌于1921年参与恽代英、林育南、李求实、林育英(张浩)和萧楚女等组织的利群书社，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随恽代英去四川泸州川南师范学校从事教育和宣传工作，因思想激进曾一度入狱，学潮后学生一致推举他为校长。1923年担任青年团湖北地区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同时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工作，参加了由湖北工团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的二七大罢工（卢春山也参加了）。二七大罢工失败后，许多共产党员被迫离汉，陈潭秋、陆沉、唐继盛和袁溥之等去安源或安庆，卢春山去芜湖工作。当时，在安源的陆沉写信给去安庆读书的胞妹陆若冰（原名卢依思），介绍安源工人运动情况。被派往安源后，他和李立三、刘少奇一起开展工运工作，曾任共青团安源地委书记，1924年冬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主任，1925年赴广州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务长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官。

北伐军进攻武汉后，卢斌返乡继续从事农民运动，后任中共中央农委委员、湖北省农协委员长，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五常委（另四常委为：谭延凯、邓演达、毛泽东、谭平山）之一。1927年3月，在第一届湖北农民协会成立大会上，陆沉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他在《开幕词》中讲：目前农民运动不仅没有过火，相反的土豪劣绅还在积极地向我进攻，我们必须紧密地团结起来，加强力量向土豪劣绅进攻，铲除一切封建势力，进而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会上，相继发言的有董必武、李汉俊等。大会选举产生毛泽东、孙科、徐谦、林祖涵、邓演达和李汉俊为名誉主席，陆沉当选为湖北农民协会委员长。这是湖北农民第一次有组织的集会，是湖北农民运动的新纪元。

当时，陆沉在湖北农民运动工作中，足迹踏遍了黄冈、麻城、黄安、随县和枣阳等地。武昌江夏成立农会那天，陆沉在大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湖北农协大会成立后，在党和湖北农协的领导下，成立了农民武装训练班，为党领导武装起义奠定了基础。1926—27年，湖北农民运动迅速发展，会员由12万人发展到80万人，谱写了革命历史的光辉篇章。1927年5月在中共产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上，与毛泽东同时当选为候补委员，并与毛泽东同任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工作机构中的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当年在武昌毛泽东同志举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农民组织及宣传》教员。

八七会议前后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卢斌参加过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当时，参加八七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有：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有：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代表有：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湖北省委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等22人。会议讨论中，陆沉同蔡和森、罗迈等主张让毛泽东加入政治局，而毛泽东却一再提出准备去参加秋收起义，不能加入政治局。

八七会议后，陆沉去鄂北担任特委书记，赴鄂赣边领导过秋收起义。当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错误地把八七会议后的某些错误和失败，归罪于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对大革命失败后留下来的革命知识分子干部实行大换班，要求“支部书记、区委、县委、市委、省委的成份，各级党部的巡视指导员的成份，尤其是农民中党的工作员的成份，必须大多数是工人同志或贫农同志，工会机关的干部，则须全部换成工人”。《政治纪律决议案》宣布受处分的有：开除谭平山党籍，开除张国焘中央委员和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南昌起义之前敌委员会全体予以警告，南方局和广东省委全体予以警告，开除毛泽东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鄂北特别委员会全体警告，开除特委书记陆沉中央候补委员等，无理指责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执行的是“机会主义的旧政策”，在政治上、策略上、军事上都犯了“极大的错误”，是“软弱的军事投机”，指责湖南秋收起义“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是“单纯的军事投机”。当时，对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领导人的指责和处罚是完全错误的。在11月份扩大会议的错误中，陆沉被临时中央政治局认为不搞农运专搞军事投机，而被撤销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职务。从陆沉致党中央和瞿秋白的四封信看，指责他不搞农运专搞军事投机是错误的。

蒋介石叛变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全城白色恐怖，党转入地下斗争。1927年，卢斌（陆沉）黄冈老家被国民党反动派查抄，全家被迫逃到武昌徐家棚靠卖菜为生，并改姓刘（因出租户老板姓刘），陆沉为南京政府一号密令通缉的共产党要犯。当时，通缉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派人物有174人，粤汉码头、徐家棚码头等地，都有悬赏通缉陆沉的布告。1928年5—10月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29年在中共江苏省委和顺直省委工作，同年夏天在上海被捕，在狱中没有出卖党组织和同志。1998年5月26日《求是》杂志社离休老干部林肖峡（林育英之子）的证明中写道：“1929年夏，我在上海同父亲（张浩）和母亲（涂俊明）同住党的机关。那年夏天，听父亲说他的好朋友、好同志陆沉被捕了。据我所知，陆沉被捕后，上海地下党组织没有遭到破坏，也没有被国民党抓去什么人”。陆沉被捕后未暴露身份，自称姓王教书匠，1930年3—4月间（或上半年），被他大舅梅判聊（同盟会会员、革命党人，武昌起义立功，曾任国民政府湖北水警厅长）保释出狱。

陆沉出狱后，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办了一所私立“国本”小学，掩护了在校任教的刘君复夫妇、庄有义（亦名庄静）、林春芝（林育南堂妹）及陆若冰和卢育群（陆沉堂妹，后被党送到苏联学习时失踪）等。后因经费问题学校无法办下去，陆沉在江南学院、中国公学及暨南大学任教，继续从事革命理论研究，著有《中国耕地问题》和《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史》等书，热情歌颂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军可歌可泣的反清抗洋精神，从而抒发了反蒋抗日的决心。林育南在上海反立三路线，反王明，得到了他的支持。林育南被捕入狱后，他参加过营救。

子虚乌有的签字

从1929年9至次年3月，《红旗》杂志发表了330多篇批判陈独秀的文章，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论陈独秀》，成为当时中共中央开除陈独秀等人党籍决议案的先导。陈璞《陈独秀之死》中说“米夫则在六大新选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公开指示，共产国际认为最好由向忠发同志担任总书记”，于是向忠发一跃成为继陈独秀、瞿秋白之后的中国共产党的三任领袖，“我们党最不光彩的一届总书记诞生了”。六大选出来的领导班子一度很不健全，主要成员一部分留在了共产国际工作，在国内由于向忠发以工人干部的身份当选为党的总书记的，并不具备总书记职务的素质与能力，常委兼中央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还有几个工人委员，实际形成了李立三一个人说了算，大权独揽的局面。1931年6月22日，党的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设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陷入了极端危急的境地。

1929年11月15日陈独秀被开除党籍，12月15日陈独秀向党中央上《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成立托派组织——无产者社。无产者社成立的当天，发表了由陈独秀等联名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其中有三分之一的签名为虚构。郑超麟在《我的回忆录》中写到签名时说：我与陈独秀在陈的寓所按笔画顺序逻摆，第一个王阿荣就是虚构的。这些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别人代签名，尔后也没有参加什么托派活动。《晚年陈独秀》中说：1930年2月党通过《红旗》杂志向党内掌权的人致函，要他们向党写忏过书，声明与托派划清界限，否则实行党的铁的纪律开除出党。当时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中有陆沉的名字，此时的陆沉却在上海狱中，显然是郑超麟“与陈独秀在陈的寓所按笔画顺序逻摆”的。郑超麟在《我的回忆录》和濮清泉《中国托派产生与灭亡》均未提到陆沉参加托派组织活动。因此，他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当时在狱中被别人代签名，也不知道党要求写忏过书，声明与托派划清界限，否则实行党的铁的纪律开除出党的情况。因此，陆沉加入托派组织，在“81人申明”上签字实为子虚乌有之事。

当卢炽问陆若冰为什么在文革中，捏造陆沉曾向陈立夫上《万言书》等时，她说因是陆沉的亲妹妹，在那年代是没有办法的。1992-93年间，陈立夫给卢求真的四封书中，均未提到认识卢斌，更未提到卢斌向他上《万言书》之事。当时，陆沉虽然知道1934年陈立夫在寻找共产党，有联俄联共的意向，1936年9月潘汉年与陈立夫会谈抗战时，陈立夫、陈果夫坚决主张抗战，反对汪精卫集团投降主义，但他向陈立夫上《万言书》亦为子虚乌有之事。

打进国民政府二上抗日前线

党在六届二中全会上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说：“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在国民军队中开始兵运工作，认为兵运与工远、农运一样，是构成推翻国民党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陈一鸣在《回忆录》中说：1931年春，陈绍禹（王明）篡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权，大搞宗派主义，用各种罪名打击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工作、同群众有很多联系的同志。同年5月，得知让我停止同闸北区委和全国总工会的联系。6月，国民党十七路军杨虎成部，陕西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刘君复，从西北到上海来见我的亲戚卢吉珊（陆沉），卢与刘是湖北同乡。当时卢已脱离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法租界龙环路办了一所“国本”小学，刘复君告诉卢吉珊，杨虎成是反蒋介石的，他部下的陕北警备师长马青范有向往革命的思想，希望有人去做马青范的工作，想要卢去看看马青范，卢吉珊和我都因脱党感到苦闷，希望能去西北搞军运，卢要我陪他一起到河南陕县去拜访马青范。卢和我见过马青范后，卢对我说：“我看马青范没有什么革命大志，我也没有时间做他的思想工作，还是回上海照料学校，你在上海没有什么事可干，希望能帮助刘君复，把陕西警备师官兵的思想工作做好，为革命尽分力量。”于是，我接受了卢的建议，留在陕北警备师政治部。陆沉于1932年再去陕西动员杨虎成反蒋未成，被杨虎成悬赏通缉，一路乞讨回到黄冈老家，当晚在回龙山大庙里睡了一宿后，在乡下无法躲避被迫返回上海。

1934年，陆沉恢复原名卢斌。1935年移居南京，在国民党中统工作了较短时间，在南京大学做抗日救亡演说时，讲到激愤处学生声泪俱下。1936年卢斌任胶东特派员、青岛市特别顾问时，结识了同乡沈鸿烈，向沈宣传鼓动抗日战争。青岛沦陷后，在青岛各地阻击日军，展开抗日游击战争。1937年随沈鸿烈防守部队转战马当、湖口、田家镇、葛店及宜昌、巴东等沿江要地。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卢斌任以李宗仁为司令长官的第五战区总动员委员会常务委员，3月参加徐州会战，在台儿庄战役中负伤，5月同李宗仁突围返回武汉。

伤愈后的1938年夏，卢斌受武汉国民政府派遣，和受时任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的邀请，远离妻儿再次赴山东莱阳抗日前线。当时，卢斌带上十多名热血青年，从武汉经郑州，跨黄河穿敌占区，到达山东省府所在地谷阳县章丘镇，奉命出任省府驻鲁东行辕主任（行辕设在莱阳县城）。卢斌在赴山东抗日前线途经郑州时，旅店隔壁房屋被炸，险些被敌机炸死，毫不畏缩。赴山东莱阳后，他积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阐明本人的抗日救国主张，召集当地的党政军民，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他在接受八路军五支队的记者刘翼之采访后，在《大众报》上发表了长篇专访谈话，提出抗日统一战线的八条主张。不到一年时间的1939年正月初六，他于山东莱阳遭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沈鸿烈指令，被国民党地方保安司令兼莱阳县长王海如（三青分子）、汉奸厉文礼劫持途中杀害，时年38岁。

1934年陈立夫在寻找共产党，有联俄联共的意向；1936年9月潘汉年与陈立夫会谈抗战时，陈立夫、陈果夫坚决主张抗战，反对汪精卫集团投降主义。由陈立夫与鲍莫洛夫谈定后的1937年8月21日，由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与苏联代表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给日本帝国主义当头一棒，苏联军事顾问和航空兵自卫队先后来华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从物力上给予中国较大帮助。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国共两党相互承认对方的合法性，成立了“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由陈立夫、周恩来负责。当时的抗战中心武汉，两党在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等方面密切合作。卢斌于1935年在这样的背景和前提下进入南京工作。

沈鸿烈为什么邀请卢斌来鲁，后又指令杀害卢斌呢？看看沈鸿烈其人和当时历史背景就知道了。沈鸿烈，国民党中将，1882年生，湖北天门人，台儿庄战役后奉命深入敌后指挥游击战。时隔不久，沈鸿烈由抗日转向降日。汪精卫公开投敌后，沈要将整个山东送给日本军。1939年冬，他派遣秘书去南京召见汪精卫请示机宜，并暗中勾结敌伪准备当汉奸。苏鲁战区司令于学忠进入山东后，沈鸿烈兼任该区副司令时，指使手下县长、专员暗杀于学忠。他们暗通日寇，有的甚至公开叛变，使整个山东到了疯狂地步。同时，沈大肆收编地方武装，摧残抗日力量，指使部属对八路军抗日民众见人就抓、见枪就下、见干部就杀。沈鸿烈1935—37年任青岛特别市市长，1938年元月蒋杀韩后继任山东省主席。

莱阳事件过程

原青岛市图书馆副馆长、离休老干部郑重（文革前任大连市政协主席）说：“可以肯定卢斌在胶东抗战史上是有功的，我们应该纪念他。”他于1991年2月5日回忆道：卢斌（行辕主任）于1939年2月中旬左右，在鲁东莱阳县组织抗日联军时，被当时国民党抗日游击队地方司令厉礼文部下胡鼎山兵变杀害，当时被残杀的有抗日游击队莱阳县地方官员，和卢斌来莱阳时带来的文职官员。在当时，国共合作抗日战争历史上曾是震惊一时的大惨案，他牺牲后的影响有一年多时间。李先良来接替后，和赵保原（投诚隐藏下来的汉奸）形成了国民党反动派胶东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形势。林一山听说过分析的五点情况认为合情合理，卢斌来鲁东没带武装力量，依靠莱阳地方保安团长刘东阳（鲁东第八保安司令）是不够的，对赵保原汉奸起义来带的一个整团一千多人完全日式武器装备、害怕改编的赵保原光凭善良的政治是不行的。当时，如果稍微抵抗兵变，不会惨遭杀害那么多，如果提高警惕也可以制止镇压下去那次兵变的。行署本身没有自己的军队，只空头有军政大权之名。

张衍学在《山东莱阳事变》中回忆道：鲁东行辕是1938年秋末成立的，鲁东行辕事变发生在1939年旧历正月初六夜里。我在行辕梦中被枪声惊醒，急抓衣下床，听见窗外有人喊：“参谋长”。我忙开门问：“什么事？”警卫队慌慌张张地说：“外面有队伍向行辕进攻，辨不出是哪里的队伍，现在所有的人都已在墙头向外抵抗。”我急去找卢斌，他在草园里。我问他说：“你估计是什么人攻打行辕？”他说：“不会是日本人，是叛变。”我问他是那一部分叛变的他不答，他用无线电命令各县部队火速开来救援。当时所有住在行辕的人员都聚集在主任室里讨论对策，有的说冲出去，有的说等救兵，议论纷纷直到天亮没有决定。此时卫队长报告说：“大部分是胡鼎三的兵（胡是励文礼的保安团长，戴笠的骨干分子，汉奸），还有些戴皮帽子的兵（带皮帽子的是赵保原的，赵是励文礼第三旅长，投诚汉奸后，隐藏害怕改编他的部队），外头兵很多，外头往里头攻的火力甚猛。并听见外头扬言要烧行辕。”又据报：“外头有搬草、搬油桶的迹象”。卢斌派秘书处科员去县府了解情况，刘科员回来传王海如县长话：“士兵有事要当面向卢主任请示一下，只要卢主任肯出来向大家见见面，答复答复他们的问题就行了，没有别的事”。卢又派刘科员回去叫他们长官到行辕谈话，一会儿有许多官兵来行辕，请卢斌到县府去讲话，卢斌穿上军装同他们去了（有预备偷袭行辕、有预谋的劫持是戴笠一手策划的，卢斌为避免行辕更大的牺牲和事态恶化）。我和其他人员都被赶到一起，监视我们的人都不认识。他们盘问我们的时候，我说我是行辕录事。下午把我们拉到城西乌山埠去，傍晚又把我们拉到一个瞳头山场园里，在那里他们预先摆了一张有桌围的桌子和一张太师椅，听他们说准县长来审判我们，在那里我突然看见一个兵带着卢斌的帽子，我估计卢斌已经死了，又听他们在那里说如何搜索于仲昆的家、怎样杀的苟梦龙。黄昏，把我们赶进一个磨房里面，在外面把门扣上，到半夜的时候，我们发觉外面没有人了，我就砸开窗户逃跑了。开始我躲在一个沟里，天明我看四下没有人才敢走，走到龙旺乡公所才知道卢斌一到县府就被打死，苟梦龙在家里被打死，于仲昆逃脱，那天孙秀峰住在海阳，莱阳保安团长刘东阳也在那天晚上被打死，行辕被打死的人员，连卫兵两名共计十二人。王海如、胡顶三听到四面救兵赶到莱阳边境，就仓促拉着队伍逃走。

张衍学在《山东莱阳事变》中还回忆道：据我听知，卢斌所用的人没有属那边的人。卢斌离开莱阳外出视察的第二天，副主任厉文礼就到行辕去了，电请卢斌回莱阳会谈，卢斌复电说：“视察完毕回去”。以后又连续催了多次卢斌置之不理，厉文礼等了许久看卢斌不理他，回到滩县（厉文礼滩县专员，军统特务，汉奸）令王海如去莱阳当县长，并派他的保安队队长胡鼎三和赵保原的军队随同王海如到莱阳。行辕的主要角色都已被杀，而我为什么幸免呢？这是因为我胆小无能，没有争权夺利的野心，也没有附和一方面向另一方面作对。当时我接到沈鸿烈委任我参谋处长时力辞二次，最后一次还没有批下来就事变了。卢斌曾多次催促我把参谋处组织起来，并推荐几个军事人才，我满口应始未实行。在卢斌来鲁东前，鲁的情形非常错综复杂，地方非常混乱，各派势力斗争激烈。卢斌是学兴社，厉文礼是复兴社，在卢斌来鲁东以前，他的党羽于仲昆等乘“七七事变”后，鲁东各县军政撤走，地方组织游击队的机会，他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到处拉拢人，并自是少将特派员，排斥异己培育私党。当时学兴社在鲁东国民党派系中势力最大，引起其他国民党派系的嫉妒仇恨。卢斌到莱阳行辕稍事布置后，就叫我同他到栖霞、威海两个专员区去视察。他到处召集党政军民讲话，搞了一个多月才返回。在牟平成立省中学，以张敏之为校长，在海阳县成立政干学校，蒋中正为校长，沈鸿烈为副校长，卢斌为代理校长，杨培如为教务长。卢斌来山东人地生疏，那一派的人都不用，自己推荐军事人才，半年多遇害。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1939年1月1日—1939年11月，国民党先后在山东博山、河北深县、湖南平江、鄂东及河南确山等地残杀共产党人，袭击抗日军民，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卢斌来鲁任职不到一年时间，为抗战奔走呼号，自觉执行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共产党保持联系，与八路军紧密合作。卢斌牺牲后，在莱阳为他开万人追悼会，各界人士参加，其妹陆若冰、妻庄有义和子卢雪松参加了追悼会，国民政府追认他为抗战烈士、殉职将领，并追封为中将，与张自忠、王铭章和谢晋元等一起入祀首都及全国各级忠烈祠，湖北武汉市紫阳湖烈士祠内设卢斌碑位。

知情人提供的佐证

在学生时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几次被捕入狱均未叛变的卢斌，为什么共产党的省委书记不当，而去任国民党的行辕主任？为什么动员杨虎成反蒋抗日不成后被通辑，又去国民党政府任职呢？为什么不去重庆后方而去山东抗日前线呢？刘少奇“在长期工作中逐渐认识到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应该实行深入群众、长期隐藏、积蓄力量的方针，并曾对当时中共党内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左’倾错误进行过某些抵制”。当时，中共安排党内被捕或消失过的同志借其契机，脱离共产党组织，以非党人士身份活动，或以“灰色”人面目出现，频繁接触国民党上层人物，投靠国民党C.C系显赫人物，取得国民党当局信任，从而达到团结和争取国民党将士脱离蒋介石控制，走上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道路。卢雪松生前对其子卢炽说：你爹是受刘少奇之托才这样做的。曾与陆沉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原江西安源路矿俱乐部书记袁品高老人，上世纪60年代对卢求真说：你父亲陆沉是最坚强的无产阶级地下工作者。

庄文述于1987年6月6日回忆中说：卢斌在鲁东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以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和较高的理论水平，对当地抗战做出了明显的贡献：一是改变了鲁东各县的国民党游击队各自为政、且与八路军不和的局面；二是确立了力求国共友好共同抗战的原则；三是接受了八路军五支队《大众报》记者刘翼之采访后，促进了国共双方接触和了解；四是同意驻莱阳张格庄的八路军五支队在莱阳县城设立办事处，其它个别重点地方也设立办事处，八路军自由往来，接受抗日联军的设想后，八路军领导人林一山、刘翼之等便于掌握情况。

全国政协委员、原国民党军统总务处长沈醉，于1992年2月15日为卢斌事件写的《证明书》为：“卢斌于抗战期间被军统杀害。抗日战争期间，我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局（简称‘军统’）总务处长期间，因兼任军统局各特务训练班行动术（即绑架、暗杀、破坏等罪行）教官。军统头子戴笠令我编写一部行动术教材。我曾调阅军统极秘密的暗杀等有关材料。卢斌抗战初期任国民党山东省驻鲁东行署主任，因与共产党有联系而被军统杀害。我本拟将这一经过列入教材内，因考虑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又舍弃了，故迄今仍有印象。”

当年在莱阳国民党部队中，当小号兵的尹茂昌，听过卢斌的讲话，几十年后仍记忆犹新。青岛解放前夕去台湾后，因工作关系与胡振甲（胡定山）有接触，1993年与北京小汤山养殖场合资，为海翔宠物公司的美方投资人，美籍华人尹茂昌证言说：1939年冬，山东鲁东第三纵队长胡定山奉戴笠之命，在莱阳西大街约十里处红石岩，将卢委员活埋。抗战胜利后，中央委员视察鲁东地方部队特派员时，卢夫人向蒋夫人哭诉，再转蒋主席，蒋主席令山东省主席王耀武押胡定山赴南京。胡向王陈述：“受戴笠指令杀”。说：“卢是潜伏在国民党的共党高干。”王闻后同情了胡，令胡更名为胡振甲。胡振甲为国民党22训班23特训班第1期（戴笠之核心轮干）学员，1949年抵台，后为上校代理师长，因胡在抗战时期曾救过李承晚的命，1950年李承晚访台下飞机问蒋（胡定山是否在台湾），经查后才知胡振甲即胡定山。临府后，胡升为少将师长，后任台湾情报局第三处处长，东引守备区指挥官（中将）及情报局副局长等职，1985年后死于台。

有关亲属情况

1923年在安源，陆沉与庄有义（生不祥，来自应山）结为革命伴侣，生女卢曼宜、卢慧和卢敏。曾在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受到董必武、陈潭秋等教育，秘密阅读了大量革命书刊，逐步成长为自觉革命者的庄有义，与来自枣阳的杨子烈（张国焘夫人）、黄陂的陈碧兰（彭述之夫人）、汉阳的徐全直（陈潭秋夫人）、武汉的夏之栩（赵世炎夫人）为同班同学，均在1922年4月由林育南和刘昌群等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在1922年10月由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秋，庄有义与徐全直、夏之栩、杨子烈和陈碧兰等，为在女师掀起了一场震撼湖北学潮运动的女师代表。1927年3月8日全国妇女第一届代表大会上，庄有义当选为妇女委员会候补执委，加入湖北妇女读书会；1938年初，庄有义（后改名庄静）在武汉时，参加宋美龄领导的战时儿童保育会，并任遵义分院院长；1947年冬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毒害。

陆若冰曾送一本《刘少奇与安源的工人运动》之书给侄孙卢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回忆往事时对卢炽说：你爹长得高大英俊、能讲能干，他无论在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里朋友都很多，很有工作能力，每到一处很快就打开工作局面。她曾到安源住过一星期，那时人们称安源为“小莫斯科”，陆沉在安源工作成绩很突出，与刘少奇的关系很好。父亲不让陆若冰读书，包她的小脚，要把她嫁给有钱人，因逼婚才使她跑出去，在兄卢斌和卢春山的带动下，参加了革命工作。大革命时期，陆若冰曾担任黄冈县妇运会部长、中共湖北省委地下交通员，与向警予战斗在一起工作。大革命失败后的1928年3月，陆若冰从黄冈老家由林育南堂弟护送到上海，先是协助林育南工作，后因工作需要，组织调她到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杂志社，给副总编辑肖昌年当助手，并以夫妻名义掩护肖昌年。陆若冰在与肖昌年一起工作生活中建立了感情，经组织批准正式结婚，一年后生下一女孩。1930年她丈夫因叛徒出卖，被敌人逮捕不久慷慨就义，他们的孩子也因病夭折。丈夫牺牲后，陆若冰在其兄陆沉办的私立小学任教，其丈夫肖昌年牺牲后一直未嫁孤身一人。林育南牺牲前后，陆若冰将我党早期著名革命家林育南，写给她的13封书信，捐献给了党中央。老年陆若冰对侄孙卢炽讲，她与亲密战友林育南相处很好的关系，在一起怎样干革命工作等情况。生前，她多次向灾区儿童捐款捐物，将在汉的住房及一直保存的李求实上世纪20年代照片等文物资料，捐献给政府。1938年，郭沫若在汉口亲笔书写下一幅对联送给陆若冰，现已捐献给江岸区老年活动中心。她于1983年5月1日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回忆向警予烈士二三事》一文，回忆与向警予在一起的日子，纪念向警予烈士牺牲55周年。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卢斌家里被国民党查封。几年后，国共两党关系改善了家人才回乡，那时回到家里连板凳也没坐的，只好坐在石头上。他家还发生了一次火灾，幸好爬到屋上锯断木头才断了火头，后来又被国民党抢过一次。卢求真向组织写的材料为：八年抗战时我是学生，我的祖父母及母亲，均在湖北黄冈沦陷区。国民党反动派迫害我三次，说我父是大共产党，我是小共产党，第一次将我关进利川县警卫队中队，第二次将我关进利川县少年监狱，第三次将我关进恩施清水塘集中营。1940年，两个多月因查不出问题将我放了，那时我才20岁。1964年秋，我父亲的好朋友、江西安源路矿俱乐部书记袁品高老人，应衡阳市的邀请到衡阳市作报告，当时我是衡阳市七中的教师，因兼管学校的工会工作，学校派我去听袁老的报告时，得知袁老是父亲的老同事。当时，我请衡阳市工会主席介绍我与袁老见面。袁老当时住在衡阳市第一招待所，见面时问了我的情况后点头说：“不错，你是陆沉的女儿。”并留我在招待所一起吃饭，还告诉我说他与我父亲是无话不说的最好的朋友。袁老还告诉我：当时刘少奇是隆内主任，我父亲是隆外主任，打进资本家里工作。并说我父亲去国民党任职也是受共产党委派打进去工作的。当时，我问袁老：现在解放二十多年了，为什么还不公开这事呢？袁老答说：“打入敌人阵营内部工作的不只你父亲一人，现在台湾还未解放，打进敌营内工作人的妻子、儿女，即使对他们产生了误解也不能直言，一定要为党和国家保守机密。”离开时，他送一支拐杖给我，至今还保留着。袁老曾讲过，到北京一定要向刘少奇主席反映情况。袁品高回安源后，曾给卢求真去过一封信，要她到安源过春节详谈，由于种种原因未去。卢求真与袁老的见面，后来使之吃了不少苦头，家人也受到牵连。粉碎四人帮后，经查证恢复名誉，落实抗日战争参加革命工作待遇。卢求真1944年在转移到重庆的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读书时，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中国学生导报》工作，曾得到周恩来、易礼荣等亲切关怀。1997年，曾应全国总工会邀请参加了张浩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2005年，应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参加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获得纪念章一枚。

1936年卢斌送一铜制墨盒给儿子卢雪松，刻有宋代名将岳飞《满江红》词一首“勉松儿”时讲：“好好念书，长大后一定要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勉松儿”的《满江红》铜制墨盒，已由其孙卢炽捐赠给武汉“八七”会议纪念馆收藏，2005年被确定为国家三级革命文物。卢斌在青岛任职期，曾接其父亲去青岛暂住的一天，他父亲看到客厅墙上挂一条破草席时问：为什么要挂这东西？斌答曰：“为的是不忘本”。卢斌女儿卢求真回忆说：抗战初期的1938年，卢斌在武昌蛇山租借民房让全家人暂住时，请陈独秀来家吃饭，饭后他们谈得很晚。同年，卢斌通过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将其妻侄庄文述和庄丹送去延安上抗大和鲁艺。庄文述毕业后到山东莱阳工作，卢斌被害后逃走，现居上海；庄丹解放后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参加《八女投江》电影演出，曾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党支部书记。

卢斌投身抗战，在汉期间积极支持朱学范出面组织全国抗日总会，他与朱学范、易礼容之间的兄弟情分很好，朱、易二老同卢斌家几代人都保持着亲密的联系直到去世，对卢斌的亲属给予过各方面帮助。抗战时期，卢斌的儿子卢雪松夫妇和其长女卢求真，在重庆读大学期间，曾得到易礼荣的帮助和鼓励。陆若冰得到朱学范的帮助更多，如离休回武汉及住址等方面问题，都在他的关心下得到解决。文革中，易礼荣常有书信给卢斌儿子卢雪松，经常给予勉励，还寄了一本静心修养之书给卢斌孙子卢炽。卢求真在易礼容逝世后写有《慈祥善良的易礼荣伯父永远活在我的心中》纪念文章。

1981年10月，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在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说：“国共两党关系源远流长，两党领导多有私交。经历十年风雨沧桑，难免怀旧之情日甚一日。这些至今不失为沟通两党关系的重要渠道。”在讲话中，胡耀邦把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两次国共合作、抗日战争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密切地联系起来。除以上的活动外，大陆还举行了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纪念等活动。这些活动中，中国共产党充分肯定了国民党“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与共产党合作的精神。把胜利完成北伐和抗日大业，促进中国历史和民族的进步，视为两党合作努力的结果。从而表明了共产党，努力促进第三次合作的极大诚意。爱国将领卢斌如果不曾英年早逝，一定会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繁荣昌盛事业，为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创建更大的历史功绩。

2010年仲秋于麻城

 

附1：1924年3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届中央扩大会议部分与会者在上海合影。

前排左起：卜道明、阮啸仙、陆沉、夏明翰、邓中夏，后排左起：一为刘仁静、三为黄日葵、四为恽代英。

 

附2：陆沉致党中央和瞿秋白的四封信：

中共鄂北特委陆沉致中央信

——对自己受处罚问题的申辩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保康兄：

此次扩大会政治纪律决议案中之对于我之处罚，本应无所申辩，但事实不是如此，而且对于长江局及湖北省委代表在此提议错误，不能不有所声明，并祈查实：

“八七”会议时，党中央通知我说中央改派我去鄂北，参加特委会，作鄂北秋收暴动工作（实际上中央那时和我洽谈时，关于农民秋收暴动之事谈的很少，最多时[的]是对兆丰部分之军事问题）。由一飞同志和我接谈两次（—在扩大会场，—在旅馆），但在接谈时一飞亦未谈起，我亦未问及此次鄂北特委是谁主持。我到随州后，此时不知兆丰军队在什么地方，先走的富春同志也不知到了什么地方。到随时，找着随州同志，知此地党无形的解体，农协及其它民众团体皆已关门，负责同志逃走，如是没有找着，才由学武（省委的鄂北特委负责人）指定的负责同志接洽。告诉他们，要急恢复党的组织，工作集中在农村，尽可能预备暴动，夺取乡镇防军及豪绅之武装，其它减租、抗租、抗税，反对豪绅，扰乱纸币等工作。随州留了三天，及至枣阳一乡镇乌金店，和张学武及枣县委书记接洽，决定改委枣阳县委，分派农村工作人员，加紧农村工作，尽力加入红会下层组织，以取得红会中农民领导权，讨论秋收暴动，因我们主观在枣阳的力量太薄弱，在枣阳有红会十万多人，那时在我们影响之下只万余人，而万余人在暴动口号之下又不能随我们一起，其余反动的组织超过我们，中立的在暴动绝对不能随我们一起，并有加入反动势力之可能，因他们的领导多是小资产阶级和比较好的绅士之手，秋收暴动在枣阳之发动是难可能，但是我们为积极准备起见，除上所决案外，在枣阳我们所有的二十几支枪，要急帮助农民夺取豪绅驻军之武装，向农民暴动之宣传，除主佃关系外，要加重反对驻军之宣传，因随枣人民苦于驻军较甚，在此宣传可引起暴动之可能。兆丰军队能到枣随更好，因随枣工作在鄂北算最好，其它鄂西北则无农民组织可言，随枣农民之暴动不可能，如兆丰军队能来枣，在枣随樊忠秀之统制力量动摇时，此时尽量在乡村各地暴动，占乡镇机关，缴防军及豪绅械，杀豪绅地主，因此时暴动之可能更多，地此各种决定后五、六天，知道了兆丰富春、划平皆在襄阳，如是即至襄阳，当晚找着他们后，知道兆丰是被方振武逼出军队，而他的军队亦自己抓不住，且已被方调开监视，方又要捕他，已决在第二天一大早走。当时我的意见，以为要设法抽得好多就抽出好多，向鄂西北跑，富春同志则为事实上不可能，只留几个同志秘密工作，以图后举。以后的结果，决定因张在襄一刻都不能站脚，到枣阳再说，我因在襄无法找着同志久留无益，二天一早就同走了。到双沟决定由张去信给他的部下，预务以后好接头，到枣阳谈话决定，设法抽出兆丰的旧部队，在军队之抽出暂时不能不找个防地，甚至为号召他的部下，不能不有一个根据的名义，如是就决定到随由樊及邓宝珊给接头（此意见由张自己提出，大家亦同意）。此时枣还是根据以前之决定才开始工作，兆丰之军事问题暂时已失去了由农运联贯。照以上的谈话，要到随才能定一些工作计划，如是除学武在枣外，都到随了。到随两天，一飞同志来了，开会决定对鄂北工作，对张兆丰军事问题，富春仍以前之主张，我意见恢复他的部下和抽出他的部队主客观十分困难，但做一做也好，一飞同志坚决主张设法恢复兆丰部队，兆丰、江浩都同意一飞同志的主张。故事实上决定同意一飞同志之举[主]张。对待特委组问题，一飞同志带来中央的信，上面有一飞同志为书记之决定，一飞同志在会场提出书记仍由富春同志负责，但以（已）后的结果，遵中央之决定，富春任秘书，江浩加入，负和兆丰接头之责，我当地党部接头及指导农运。对秋收暴动因主观、客观历史上许多原因，不能动，但我们至少在各方面向暴动方面准备，仍依我前和他的决定，至少要推动部分动起来。这已经有祥细报告给中央，由我作，中央没有复信，认为同意。以后由随复至枣，在这工作期间，开许多会议及活动，皆是根据此次原则决定的。我在随特召集之活动份子会及和随枣负责同志之谈话，没有说过枣随暴动要候兆丰军事运动有把握，此问题提都没有提，只和他们决定，集中武力，领导农民，杀豪绅及收税捐之官吏。故鄂北特委未得中央游击战争决案前，已开始做这工作，并杀了几个豪绅。在一飞同志未离开鄂北以前，我即染时疫病颇重，那时恢复兆丰部队已渐绝望，决定收束此工作，不久中央来信调一飞同志及指示鄂北工作之错误，特委改归省委指挥，特委会据信决定，要我继负书记之责，我因病再三请求换人，未见复。此时已收束兆丰军事工作，一飞同志去枣后一天，兆丰、江浩同志即去枣至汉口。最后一次特委会，富春、学武、我三人出席，结果工作仍急[积]极准备三县之暴动，并已双十节前为期，工作分配学武仍回襄，富春至随，我仍留枣。我因病，在继负书记责任后，一直到接调我离鄂北之信时，未有负责工作。至武汉后，我请求在省委作一份报告，鄂北工作的情形及我对鄂北以后工作之意见。

上面，是我个人参加鄂北特委之经过。此各种事实，除有些致中央报告中皆有外，鄂北特委会之记录，一飞、富春、兆丰、江浩及随枣负责同志皆知道，以此种事实，和此次政治纪律决定，未免太不相符合。以此鄂北特委有许多的错误，个人亦有些错误，我本心的承受，但此次决定之处罚，请求中央复为查办！扩大会同志对此事实常不明了，而长江局亦农及湖北省委出席代表任旭同志对此事实应该十分明了，而他二人反如此颠倒之提出，在中央查明我这报告是对的后，他二人对此问题更应负责任，这是我在报告后的一个请求。

如此结束，敬候询问查办！

陆 沉

十三号

中共鄂北特委陆沉给中央常委信

——关于领导农民运动问题的提议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中央常委的同志们：

农村革命，在中国革命中站着极其重要地位，尤其最近，全国农民在狂暴的革命怨潮中兴起来了。如全国农村中之所以发生的斗争暴动，全国农民在我党领导之下和未有领导之下的农民反抗压迫掠夺阶级的组织之兴起，皆表示中国革命中之重要的农民革命大兴起了，故在下次代表大会中之农民问题、土地问题党纲，皆应有正确精密的决定。要这种决定的正确和精密，需要有充分的材料，这种材料固由各地同志报告中及赴会代表可供给，但单辈这样，一定不着好的成绩。所以我向中央有个提议，中央此时应立派一同志，对农运有相当经验研究的同志到中国各部和重要农运省份，实地有系统的收取材料，并且还可以使此同志对农运问题，更可有更大的、有系统的研究，在下次讨论中可得些多的帮助。一方面中央指责几个同志，现在就根据各种现有的材料问题时常讨论研究。因这样，才可得更好的结果，特此提议。

陆 沉

二十二号

陆 沉 致 瞿 秋 白 信

——关于鄂北问题由谁负责的看法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九日

秋白兄：

前给你一信，听说被烧掉了，故特再补来一信，将前意重为见词。

对鄂北问题，前听罗迈同志告诉我，常委决定，仍依以前之决议。对此决议，我个人终不能了解。我前次的报告，及富春同志之报告，对鄂北问题的责任问题皆很明了了，不应我负最重要责任（对于政治方面，鄂北特委工作之错误当然有许多地方勿容申辩）。我参加“八七”会议，一飞同志亦参加“八七”会议，鄂北工作最重要时期及负书记责任最长的皆是一飞同志，并且一飞同志是中央见鄂北工作错误而派去纠正的，他反陷于同样之错误（在那里，错误的主张那个最多而最坚决，我现在也不必申辩。在前次报告中已略说过，不过见凝是为我个人的辩护），而我反负了主要责任，真有点不明这个道理。

党现在是益陷于严重之时期，同志间应牺牲个人间之一切成见和不重要一些个人问题，诚心一致努力党的工作。所以我对鄂北问题不愿意再延长扩大，一飞同志是党中央很努力的同志，我亦不愿此问题再扩大到他身上，故对此问题，我个人虽有些不满和不明白，但是决不再正式提出，但我不明白还是不是有旁的处罚我的原因（就那次决议案当然没有其他的），或在此问题中有我自己看不到的主要错误，望兄将常委的意思个人的关系告诉我，就是常委对此有错误，我为党还是服从此决议。

上面的问题，如有时间当面和我谈谈更好，假使你没有时间请书面见示！

弟：沉

一月十九日

我的工作，仍派去淮海道特委（淮海道有二特委，徐州一）工作，我只候苏省几时要我去我就去。前次派我时并没有延望的情，只是我觉团更派人工作应多酌量全盘工作计算，现在许多重要省缺乏人工作，尤其作农运的，我想总比江北淮海更重要（如江西、直隶、河南等）。自然，我不会怀疑这种工作的分派，实是平心静气为工作方面的意见。

沉 又

陆 沉 致 中 央 信

——对鄂北暴动几个问题的申明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七日

保和兄：

我看了湖北秋收暴动的专号，对鄂北问题，不能不再有一度的申明：

在报告的第二章中，有一段指出在湖北暴动中鄂北是最有希望的，结果是毫无结果。主种情形果实，鄂北工作同志，尤其是特委同志，应该比现在扩大会所决定的还要受十分严重的处罚。但这段上面所指出的事实，虽然不能说是造谣，但确实不是完全是真正的事实。在这一段中最重要的，随、枣、襄三县可靠之农民有数万。这个数目，当我们在鄂北时，确实找不出来，连一万人都找不着，哪里看见过数万可靠的农民？至若红社与建国军之冲突，应我到随、枣时，正是随州环潭红会同军队冲突，但是这个冲突，是当地的土豪劣绅想夺取在该地驻扎已被建国军收编的土豪所领导的土匪的数十枝枪的冲突。据我所说，前一次两水沟（随州附近地）红会与军队之冲突，也是土豪劣绅与土豪劣绅之冲突所发动起来的。这些事实，当然还是证明农民对于军队土匪仇视之甚，但不是纯粹农民因反对军队土匪自动而起来的程度那般紧张。可以候电令即动作的报告，我个人毫不知道这件事，因我到鄂北后，亦没有这回事实，可有这一个报告，或者是 丰初到襄阳时，江浩、划平他们所发的电报，但这都是鄂北特委以前的事实。至若第三章七部中所举的随、枣、襄三县同志，除枣较好外，随州的不能动作，襄阳初到时完全中断，后才细细找着线索。随州的二、三十支枪，及襄阳的枪，统统都不在我们手中，当我们去他们这些有枪的人多半同我们翻脸，只有枣阳的枪还有二十多支完全在我们手中，故鄂北的情形，并不是我们预想的和这报告上这般的好法。

至若所载的书面报告，及陆沉在省委的报告是有许多错误。如乌金店，并不是属随州的地方，如同段后，又说出枣阳南乡的乌金店，“随、枣附近之租率，只纳十分之一”，只纳十分之一上面掉一有字，我想这定是技术工作上之错。陆沉在省委之报告，时间有一点钟以上，当不是如所录的这样简单，尤其是“而不能领导其作暴动，因该土租仅纳十分之一，并不觉得受地主之剥削”一段，陆沉虽简单，也不致作此说。在报告时，这段的大意，我记得是说，随、枣一带的农村中，顶大的问题，是对驻军土匪捐税的问题。至若主佃的关系，拓在此问题之下混的不是十分显著，而且该地租本不重，平常多半是三、四纳，甚至有十分之一的轻者，这是我负责重为申明的。

省委组织的鄂北特委，始终只有学武同志一人（以后改加富春、陆沉，只有几人），中央所组织的特委，派人送信打电，不见很能少。因随至汉至少三天，枣阳需五天，“对于农民斗争，完全不理；和并不敢略存斗争之观念”，这确实是过盛（甚）其词。如我们在鄂北决定派同志到农村工作，极力打入红会，取得红会领导权，和在随、枣当没有接中央游击战争之决定时，开始指挥该地同志杀土豪劣绅，枣、随皆已杀死数人。这些事实，何可一笔拭煞呢？若谓以后注意党的整顿（开支部会等），该地的党部不整顿起来，和使同志注意农运的新策略，鄂北的暴动怎能推处起？至若有那上面所说的客观条件，一去工作，在新的策略之下工作，就非暴动不可，那河南、山东、直隶------诸省的条件更好，为什么没有很广大的农村暴动起来呢？至若那举的三个理由，我们并没有认为连暴动都不能做，并且在那同一报告中，说到鄂北此后的工作，要极力发生部分小的斗争，以推起的暴动（不过这一段被择未录），并在鄂北特委的事实表现上也不是如此。

这是我对于湖北省委报告中的鄂北问题的几个简单申明。我这个申明，并不是说鄂北特委没有错误。不过非事实的，过甚的，不能不作一度之申明。

陆 沉

二月十七日

附3：哀悼我们的战士——卢春山同志

哀悼我们的战士——卢春山同志

林根

呜呼！投身于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工作，积劳病死者，前天有游天洋同志，黄负生同志，刘光国同志，高君宇同志，王尽美同志---等，不料今天又轮到我们忠实的战士——卢春山同志的身上了！

春山同志年龄不过二十一岁，身体是异常强健的，他的品性是忠实、沉毅、刻苦耐劳。他从事革命的生活已有五年之久，积蓄了不少的革命经验知识。他自己的期望，我们同志对他的期望，都以为他对于革命将有继续不断的贡献，他的前途是很辽远的！出于一切同志之意外的，他竟在两个月的病期奋斗中断送了他最后的生命！

春山同志是怎样死的？他那样强健的身体为什么死得这样快？革命者的生命当然是没有保障的。忠实劳苦，视革命工作过于生命的春山同志，当革命运动正在紧急的时候（五卅以后），在武汉群众革命潮流高潮的时候，在汉案发生，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肖耀南淫威高压的时候，民气不能伸张，爱国团体不能公开活动，同志多遭通缉或密拿的时候，春山同志正在武汉呼号奔走，惨淡经营，又当天气炎热，时疫流行，他往来各地，无暇休息。加以费用困窘，居食陋劣，生活极苦，染痢月馀，毫不调养医治，仍是工作奔走如常。最后到萎顿不能走动的时候，又独住在破陋的贫民窟中，自炊自食，而不愿回家休养。后来病已深沉，无法挽救，才被送回家，不过十余日，竟于十月二日死去！呜呼！他完全是为革命的工作劳病而死！他虽死于家中，亦等于沙场战死！

春山就学于武汉时即加入革命团体，从事革命运动，后转学芜湖，又任安庆《新建设日报》编辑。二七之役，他适在汉口参加这个运动。后复到乡间办平民学校作农村运动。去年赴安源任工人学校教务，今年五月四日回武汉工作。这是他的略史。

他因为太死早了，没有什么特殊的建树，但我们永远纪念他的革命精神！

（原载《中国青年》1925.11.30第102期）

附4：回忆向警予烈士二三事

回忆向警予烈士二三事

陆若冰

今年的五月一日，是向警予烈士牺牲五十五周年。回忆起五十五年前与向警予同志相处的日子，这位益友良师的音容笑貌，立即浮现在我的眼前。

大革命时期，我原在黄冈县委搞妇协工作，一九二七年秋，国共分裂，党转入地下活动，组织上调我到汉口当时的全国总工会地下机关作掩护革命工作，当“小姐”。有一天，向警予同志来找我。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只见她上身穿着灰布短褂，下身穿着黑色布裙、脚上是布鞋线袜，很朴素。那时，向警予同志年仅三十二岁，却头发微黄，面容清瘦，看上去已象四十来岁的人了。我见过她一九二零年在法国留学时的照片，时过七年，她变得如此苍老，说明在这几年中，她为领导工运、妇运，为党的革命事业是何等操劳。

此后，向警予同志便常来我处，有时一天来几次。当时，她是湖北地下省委负责人，秘密党刊《长江》的主编，工作多，担子重，又不能进行公开活动，只好有时装扮成小学教员，有时装扮成家庭妇女或贫苦女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不显眼地参加基层支部会，或者深入到工人家属中去开展工作。她来我这里，就总是一副小学教师的打扮。

记得是这年初冬的一个早上，天刚蒙蒙亮，我还未起床，向警予同志就来到我的住处。她一进门，便钻进了我的被窝。她告诉我说，昨晚她写了一夜稿子，想来这里休息一下，不过她还没有睡意，只不过想到被窝里来暖暖身。这天早上我们谈得很多，她对我讲了她的革命经历，也讲了她个人生活，同时指导我应当怎样去搞好革命工作和学习。她告诫我说：一个革命者，要始终将革命工作放在首位，不要使个人生活干扰革命、妨碍革命工作。这天夜晚，她讲得很激动，态度也很严肃，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就在这年的十二月初，我所在的地下机关撤销，组织上叫我暂时回黄冈老家，从此我就再也未见到向警予同志了。

一九二八年夏天，我在上海一家针织厂当女工，同时做地下工作。有一天，在林育南同志（曾任湖北地下省委宣传部长）家中见到王观政同志，她刚从武汉出狱到上海。王观政同志对我讲了向警予同志被捕及英勇就义的情况。

原来就在我走后三个多月，由于叛徒的出卖，向警同志不幸被捕了。向警予是在汉口法租界被捕的，时间是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日。开始，法领事见她是个留学生，又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同时对她的才干和献身精神深为敬佩，因而迟迟不肯把她引渡给国民党当局。后来，由于伪南京政府直接派大员向法领事馆交涉，他们才答应“即时引渡”。向警予同志在国民党监狱中，表现得镇静乐观、无所畏惧，她每天都起得很早，起来后梳洗一完，就读唐诗或找难友们谈话，宣传革命道理，鼓励大家振奋精神，继续同敌人开展斗争。就在这年的五月一日，向警予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当年的余记里后空坪刑场（即现在的武汉黄石路中学），牺牲时也才三十三岁。

（原载《长江日报》1983.5.1第4版）

分享按钮>>人物介绍系列：卢嘉锡--中国科学院院长
>>【安姓氏家谱源流】山东於陵安氏资料汇编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