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树仁大学的校监胡鸿烈、校长钟期荣夫妇，今年都已是89岁的高龄。他们是香港唯一荣获紫荆花奖的夫妇，他们夫妇成为2007感动中国年度人物。2008年，胡鸿烈又荣获香港特区授予有杰出贡献人士的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胡鸿烈历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93年当选为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在感动中国——2007年度人物的颁奖词中这样赞颂胡鸿烈、钟期荣夫妇：狮子山下的愚公，香江边上的夫子。贤者伉俪，本可锦衣玉食，却偏偏散尽家产，一生奔波。为了学生，甘为骆驼。与人有益，牛马也做。我们相信教育能改变社会，而他们为教育做出楷模。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王振耀这样写道：一座树仁学院就是一座丰碑，永远感动中国。

前不久，记者先后两次来到香港，见到胡鸿烈、钟期荣老人，去触摸这两颗一起跳动的崇高而珍贵的灵魂······

胡鸿烈、钟期荣，分别出身浙江和湖南，成长于中国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苦难、动荡的岁月。

1920年出生的胡鸿烈，自小过继给堂伯父，九岁才有机会念小学。他知道念书才有出路，于是拼命的念，一直名列前茅。15岁时，他参加全省初中会考，以全省第一的成绩考到了杭州。在读高中时获得大笔的奖学金，足够读书之用，同时，他还把节俭的余钱寄回家乡。高中毕业之后，日本已经把浙江侵占了一半，胡鸿烈便来到大后方重庆，报考了中央大学的水利系，也报考了中央政治大学的法律外交系。

“我最想读水利系，将来能为人做点事。”年轻的胡鸿烈，就很清楚读大学的目的：“我的家乡是绍兴，大禹治水的地方，很想念水利，将来能像大禹，在改善大家的生活上，有点帮助。”

只是，中央政治大学发榜的时间较早，念书不但不用钱，还有吃、有住，也有零用钱，便接受入读法律外交系。胡鸿烈说：“后来水利系也录取了，但已经迟了！”进了大学，虽然吃得不怎么好，但一切都安稳下来，可以专心的读书。

1942年，胡鸿烈毕业于重庆国立中央政治大学，获法学士学位。

战火弥漫的1944年，胡鸿烈在重庆参与高等文官考试，考取外交官第一名，开始接受为期半年的培训。培训期间，邂逅当时考取司法官第一名，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法官的钟期荣。

胡鸿烈微笑着说：“外交很重法律的，也要考试，但内容很深，便请钟期荣给我们讲解。她的学问、人品都很好，所有同学都很佩服她，我和她渐渐也成为好朋友。”1945年受训结束后的11月，这对好朋友就在重庆结了婚。

1946年，胡鸿烈带着新婚妻子钟期荣，到了苏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首都塔干总领事馆当副领事，大儿子耀苏，就在苏联出生。1949年，中国内乱，领事馆关门了，胡鸿烈又带着妻儿，到了法国巴黎，继续进修法律。1952年，胡鸿烈获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高级国际法学文凭、海牙国际学院毕业证书。期间，他曾到英国完成大律师课程。1954

年获伦敦大律师衔。1955年离开巴黎，来到香港。

“回来香港，其实是想回到国内。”胡鸿烈和钟期荣，一直都饮水思源，说：“花了国家那么多资源，读了那么多书，是很应该回馈的。可是，当时国家的情况，实在不容许回去，就留在香港，当了大律师。”他成为香港早期十大律师之一。胡鸿烈经常免费为香港市民做义务法律辩护人，深得香港市民爱戴。本来，他可以做赚更多钱的事务律师，但做事务律师要转入英籍，他坚持保留中国籍，就当大律师。直到今日，打过约四千宗民、刑事案件，其中为贫民免费打的官司，胡鸿烈想了想：“多的数不清。”

回港之后，在巴黎曾经攻读青少年犯罪、教育及管理学的钟期荣，先后被联合、浸会、崇基等学院邀请任教。她曾任浸会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对年轻人升学、就业等问题非常关心。

“要办专上学院，是钟校长的意思。”胡鸿烈说：“七十年代，全港只有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能够进大学的适龄学生，不到百分之二，很多青年没有读大学的机会，尤其是中文中学的毕业生。钟博士的本意，是拿出我们在跑马地的洋房办学，让更多年轻人升读大学。只是洋房很小，看来不像大学，所以犹豫未决，我便来作个决定。”就这样，在1971年，三层洋房式的树仁学院创立了！主要以中文教学，当年五十一岁的钟期荣任校长，胡鸿烈任校监，展开漫长、神圣的教育工作。

胡鸿烈肯定的说：“校舍小，不代表什么。我们的教育，是真正的大学教育。从树仁创立的那一天开始，学生学到的，都是大学应该学的，都是对毕业后的发展有帮助的。学分修足，只有多，不会少。”

毕业于该校的刘洁芬回忆说，三十年前树仁新闻系的老师，都是当时新闻界资深的学者，不但教导我们专业的新闻知识和技术，更教育我们应有的求真精神、道德操守。我们树仁的学生毕业后求职，不论是编辑、记者、电讯翻译，机会都与中文大学学生相等。

树仁学院，从1971年创立，到2006年正名为大学，经历了足足三十五年。期间，两度坚持“大学四年制”，是人所共知的一场打足三十年教育理念捍卫战！

1978年，政府发表专上教育发展白皮书，强制专上学院推行“二二一制”，否则不予资助，钟期荣和胡鸿烈坚持大学四年制的理念，毅然拒绝。1988年，政府又宣布，将所有大专学位课程统一为三年，以便与英国本土学制接轨，钟期荣仍然不屈不饶，发表署名文章强烈反对，学生也发起抗议大游行，结果，在浸会、岭南接受政府要求，先后升格为大学的同时，树仁孤独地坚守着自己的教育理念。

“求学问，只有前进，不能后退！”胡鸿烈很清楚钟期荣和他的办学理念：“我们承诺了下一代，提供四年的正规大学教育，就要遵守承诺，不会更改。四年的大学教育，才是正真的大学全人教育，才是不会耽误青年发展的教育。更重要的是追求学问，要求素质，一定只有向上，没有后退的可能！”

从1971年到2006年，三十五年来，树仁没有取过政府一分一毫的资助。

1971年决定办学时，胡鸿烈、钟期荣拿出自己跑马地洋房物业做校舍。1976年决定扩充，再买湾仔万茂里物业。

1978年，政府送予现在宝马山道的校址给树仁，但校址在斜坡上，并说明，只能盖两层房子。两层房子，如何继续办学？连最初的跑马地校舍都有三层，现在只有两层。胡鸿烈说：“我们决定自资打椿。”所有知道胡鸿烈自资打椿的朋友，都来劝说：“你们会有困难的！”

“我们陷入创办树仁以来最艰难的日子！实在不能忘记这段日子！”胡鸿烈思忖良久，一切犹如昨日，说：“仍然是，只有前进，不能后退！”他卖掉跑马场洋房物业，继续

出入法庭打官司，为建学校赚钱。

胡鸿烈、钟期荣生活非常节俭。他们把每分每毫都用在学校、学生上，让它发挥最大功能，几十年前的热水瓶、茶壶，现在仍然使用着。三十多年来，胡鸿烈、钟期荣夫妇为创立树仁学院，奉上毕生积蓄，估计至少4至5亿元。

两次拒绝改为三年制，失去资助、升格机会的树仁，2002年正式主动申请升格为大学，但一直渺无音讯，直到2006年年尾，在一片恢复大学四年制的呼声中，政府宣布树仁升格为大学。

升格，不但表示大学水平被公开承认，更重要的是事实证明，胡鸿烈、钟期荣坚持了三十多年的教育远见是对的！他们奉献给培育下一代的心血，是没有白费的！

胡鸿烈目光坚定的说：“政府升不升格，不重要，谁承认不承认，也不重要，钟校长早就说，最重要是自己承认自己。树仁从第一届到最后一届，都是大学教育，都是大学素质，早就是大学！对得起下一代！”

宣布升格的当日，胡鸿烈事前毫不知情，从楼梯下来，看见职员和学生正在庆祝，才知道升格了。谈到突如其来地喜讯，他笑说：“当然非常高兴，一切总是在你已经淡忘，可有可无的时候才发生的！”

香港特别行政长官曾荫权在参加了树仁大学的正名典礼时，高度评价胡鸿烈、钟期荣夫妇为香港高等教育所做的杰出贡献，期望其它私校，都要以树仁为榜样。

胡鸿烈历任香港联合书院董事、院长；1965年被选为市政局议员；1975年任市政局副主席；1970年任香港咨询委员会副主席；70年代后期任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主席；1976年获OBE勋衔；1976年任香港立法局议员，还被封为太平绅士。曾多次获英廷颁授的勋章。他的法律见解曾被列入最具权威性的全英法案判例报告集中。1979年，应邀赴北京参加国庆30周年纪念活动，受到邓小平的接见。

1965年，香港市政局的议员席位共26个，其中10名是民选议员。胡鸿烈就是这10名之一。

　　1964年在竞选中，胡鸿烈的重要纲领之一，就是大力提倡中文成为官方语言。他认为，香港居民绝大多数是中国人，香港是“中国人的社会”。1965年8月，他担任议员的第一年，就在一次市政局会议上就此提出质询：26名议员中，多数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许用中文表述自己的意见，转述中国众多居民的意见之后，他又连续几次提出建议。到1970年10月，在市政局的议席上，他的关于在市政局会议中使用中、英文的动议，终于以17人支持，5人弃权获得通过。随后他又提出，政府应在一切机构中，一切公共场合推行中、英文，二者并重，以加强政府与市民的联系。可以说，胡鸿烈的这些提议和推动，为中文、国语在香港社会的畅行，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作为享有国际声誉的法学家和教育家，胡鸿烈主要著作有：《高丽问题》、《战后欧洲新制度》、《民族与国籍》、《香港的婚姻和惯用法》、《苏伊士运何的危机》、《国际法上之韩国问题》、《战后欧洲之新制度》、《苏伊士运河与国际法》、《人权与国际 》、《香港之婚姻与继承法》等。

“树仁最可贵的是培育学生做到‘敦仁博物’。”胡鸿烈说：“敦任的性格，持续学习的内涵，然后应用在日常生活之中，处处为人设想，利益自己，利益社会，为香港和中国繁荣尽责，这是我和钟校长办大学的目的、冀望。”

胡鸿烈、钟期荣这两位老人以赤子之情、用坚定的信念、忠贞的爱情、无私的奉献竖起一座丰碑，感动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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